前段时间，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馆。该美术馆我并不了解，只知道这是民生银行在京沪两地筹建的系列美术馆之一。但对于每到一个城市习惯先去博物馆、美术馆的个体公民来说，我是持欢迎与期待态度的。开馆展览的名字“民间的力量”很有意思，比较准确地传达了国家在进行美术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民间力量的崛起与介入。

　　民营美术馆的相关数据我并不了解，但感觉近年来数量有着爆发式的增长。限于篇幅，这里只说两点。

　　第一，民营美术馆是发展繁荣“多元”与“多样”美术文化的重要平台。显然，任何有远见的美术馆都知道美术馆的重要任务，不仅仅是办展览推画家，而是现在较流行的说法——“知识生产”，即通过收藏、展示、研究、教育和传播等手段实现美术文化的社会公益服务，而对象是不特定的国家公民。1793年，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可谓影响深远。这种文化的“公共”服务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古代美术作品的展示与交流多是私密性的文人雅集。清季学堂的图画手工等教学成果展示、书画家社团的个展联展则具有近代意义，而以国家名义举办美展则具有现代意义，体现的是对不特定人群公民义不容辞的文化服务。近代文化精英在“公民”、“启蒙”、“美育”等概念下，倡议设立美术馆、博物院，音乐会，剧院等。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设立社会教育司，聘鲁迅担任第一科科长，主管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1929年4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第一次全国美展”。新中国建立以来，基于文化战线宣传等实际需要，从中国美术馆到地方美术馆的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并与宣传、文联、美协等部门形成了一套特定的作品题材、艺术审美与判断、遴选机制，成就大问题也多。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很好，但在后来的文艺创作实践中更早定调的“二为”方向即“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作用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创作的片面化、单一化，因此有着“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理念与创作的“三结合”等今天的青年艺术家不太了解的一套手法，最后形成了有视觉暴力倾向的“红光亮、高大全”“文革”美术创作极端也就不奇怪。所以，在新时期“二为”内容更新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际上是文艺的松绑与拨乱反正，上世纪80年代活跃的文化局面由此打开。而今，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过去一些不必要政策瓶颈的制约已经突破，为孕育多元与多样美术文化提供了契机，而如雨后春笋出现的民营美术馆，实乃大国文化繁荣的表征，体现的是开放与多元，更是公立美术馆的有益补充。

　　第二，民营美术馆也得“好事办好”。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美术馆不仅仅是气派的建筑》（载《美术报》2015年1月3日第9版），认为不少城市“可看展览”或“展览可看”的美术馆可遇而不可求，这与美术馆自身资源利用得不够好有关。显然，专业性不强、普及性不够与服务水平不高是其主要问题。应该说，私立美术馆可以弥补各级公立美术馆的某些不足，对于场馆设计、展览定位、典藏重点、审美趣味、研究方向等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个性与智慧。遗憾的是，不少民营美术馆越建越豪华，而人气很旺而且让人印象深刻的却不多。民营美术馆当然需要资金扶持，自身的合理“造血”也是当然，但仅仅想成为画廊的升级版甚至如股市那样炒作牟利那就不太好了。毕竟，市场不可能永远都好。服务方面，某些名人美术馆的开门关门很随意，没预约就得吃闭门羹，某些场馆甚至能看到江湖味道的商业宣传，某些夸大其词的描述让人觉得在看电视购物广告，让人怀疑这些美术馆的成立是炫耀式的或是以圈地为目的，谈不上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如果私人美术馆仅是如在私宅中放些藏品，何必要弄一个“××美术馆”的公共招牌？我看到，民生现代美术馆有一些接地气的动作，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即征集竞赛单元、特邀单元、田野考察创作计划。作品征集还有“最受公众喜爱作品”网友投票，调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共有两百多万人次投票。特邀单元邀请中国当代艺术从开端到当下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和团体参展，是新时期偏现当代美术创作倾向的民间美术史的梳理。而田野考察创作计划，如“杂多县瓦里滩孤儿福利学校调研创作”有点类似西方新媒体艺术节的一些作品，往往是深入民间的记录，其成果会呈现在展览中但过程更为重要。民生现代美术馆有官网，遗憾的是“公共教育”栏目还没有任何内容。另外，据“民间的力量”现场展场的朋友说，作品的布展及开幕式，都显得有些杂乱。

　　在新的数字时代条件下民营美术馆如何发挥专业优势，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特别是惠及普通民众的通识教育方面。比如，中国的小孩多半在培训机构学过美术却很少到美术馆，学习目的有着如考级、“特长生”考试加分等功利性目的。再如，民众的收藏多着眼于作品的增值追捧名家而回避青年艺术家，也习惯以价码来评价艺术家的成就，而不管作品的艺术含金量及价码是否靠自买自卖等手段折腾出来的。

　　（范美俊，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