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作为公元3世纪至公元9世纪丝绸之路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不仅展现了佛教文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一时间段内龟兹石窟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的过程。同时，也为丝绸之路特定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宗教、艺术、民族民俗、音乐舞蹈的发展与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克孜尔石窟是已消逝的“丝绸之路”和古龟兹文明的独特见证。现存的早期洞窟见证了佛教文化自印度和中亚经新疆传入中原的历史；壁画中出现大量的商旅图像证实了沿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往来的历史；叙利亚画师来此作画的证据反映了沿丝绸之路中西艺术交流的历史；现存的壁画、文书和题记等遗存是龟兹文化最重要的实证，保存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体现了龟兹古国时期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风尚。

　　克孜尔石窟虽然只有五六百年的发展历史，但却是极其辉煌的，她对灿烂的古代西域文明和佛教文化艺术向祖国内地东渐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宿白先生曾指出的那样：她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原石窟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公元10世纪，随着伊斯兰文化越过帕米尔高原向东传播之后，在近两个世纪的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纷争中，克孜尔石窟伴随着龟兹佛教的衰败而逐渐被废弃，并由此遭到较大的人为破坏，这是克孜尔石窟在历史上曾遭受的第一次浩劫。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不断地在龟兹地区疯狂地进行石窟壁画文物的盗劫，劫走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大量精美的壁画和彩绘泥塑及珍贵文物。使许多洞窟的壁面上残留下斑斑刀痕和残缺不全的壁画，克孜尔石窟壁画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这也是克孜尔石窟在历史上所遭受的第二次大劫难。

　　解放前克孜尔石窟一直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克孜尔石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1957年克孜尔石窟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门成立了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对其进行专门的管理和保护，1961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家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在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下，开始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目前无论是在石窟保护、管理和研究，还是在文物保护区的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得到了飞速发展。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被列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新疆龟兹研究院作为克孜尔石窟的保护管理者，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按照“保护、传承、弘扬、发展、创新”的学术理念，依托国家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不断加强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在扎实做好龟兹石窟综合基础科研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建立较为完善的龟兹石窟保护与龟兹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研究方面的信息资料系统，从而为龟兹石窟的保护和龟兹文化的深入研究打好坚实的基础；积极创建开放式的科研与学术交流平台，不断加强与国内外相关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与展示交流活动，从学术和艺术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龟兹石窟多元文化并存的发展历史。

　　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战略，并为“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提供独有的文化支撑和历史记忆的依托，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次由我和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王赞先生共同策划，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共新疆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委宣传部、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国际研讨会暨千年叙述——克孜尔石窟壁画文献及当代岩彩画创作作品展”，在中共新疆阿克苏地委宣传部和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委宣传部，以及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先生、中共新疆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部长刘宝升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局长王卫东先生，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援疆指挥部总指挥长徐纪平先生的亲切关怀和组织指导下，在我的同事和中国美术学院相关部门和师生的辛勤努力下，得以顺利实施，感到无比喜悦。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于克孜尔石窟所在地——古龟兹地区的人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化、艺术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探索研究，始终方兴未艾，并积累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龟兹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阶梯和桥梁，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蕴藏着极为深刻的文化内涵，有许多未解之谜、许多学术问题有待发现和研究解决。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当下，举办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是希望能够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和龟兹石窟的深入研究开启新的航程。此次国际研讨会共收到了国内外丰富多彩的学术论文40多篇，内容涵盖了丝绸之路和古龟兹的历史、宗教、艺术、民俗、古文字，以及龟兹壁画保护和临摹等内容。国内外与会代表从多学科、多角度对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以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在学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创新，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的研究又增添了新的色彩，实乃可喜可贺。

　　（本版文字选自《丝路·思路——2015年克孜尔石窟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言，限于篇幅，选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