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法先生的激情和能量，像年轻人一样的风风火火，如他所画的百花那样生机勃勃，可是，不觉也到了古稀之年。人的时间长度非常有限，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长度内，在艺术上能够有所成就并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实际上是很难的；而能够为业界所公认，为后世所传颂，则更难。在当代中国画花鸟画界，水法先生是一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题材，他的画法，以极强的形式语言和符号特征标明了他的个性风格和成就特色。

　　中国花鸟画自成形以来，经历了宋代的高峰，又成为明清文人画的特色，此后，在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陈之佛等群峰迭起之后，花鸟画的现实发展确实处于“山重水复”之中。问题是，如何在笔墨语言上保持特色，又能融入到时代的审美之中，而关键是接受的问题。因为，现实中的大众审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与之相关的时代问题则将花鸟画抛入到主流之外的小众群体之中。但是，像水法先生这样的当代花鸟画家却不离不弃，以坚定的“柳暗花明”的信念恪守在这一园地之中，他们以数十年的努力和探索，为当代中国花鸟画经营了一片属于这个时代的鸟语花香的百花园。

　　花鸟画之难，在于从沈周、文征明、八大、扬州八怪到吴昌硕、齐白石的过往发展，在笔墨上已经成熟到难以超越的地步，及至潘天寿以时代新风而独树一帜，加上陈之佛在工笔画法上的融合东洋画风，都为20世纪花鸟画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面对如此的花鸟画格局，水法先生和20世纪中期出生的同代人的可选之路已经非常有限。作为出生于杭州，学习在杭州的水法先生，基于文化的亲情以及对吴昌硕和以潘天寿为代表的浙派花鸟画名师的尊崇，自然投入到他们的怀抱，并在他们的羽翼下成长，积淀了比较好的一脉相传的笔墨功底。然而，仅有此的形似只能落到“似我者死”的境界，故在一个时代的潮流中，以创新为驱动的花鸟画变革在水法先生这一代身上展开。他回到了物象的现实之中，用色彩去直接表现物象的感觉，这又回到了古人所论的“色不碍墨，墨不碍色”基本准则之中。无疑，这之中的一个“碍”字是审美和品评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它提升了具体画法的难度，而这一难度是中国绘画史上许许多多的画家都没有能够跨越的关隘，而这也成为人们早期认知水法先生作品的史论基础。

　　中国绘画在水墨一统天下的传统中对于色彩存在着一定的偏见，因此，出现了“浅绛”这一特殊的词汇以表现出折衷的态度。而水法先生选择在色彩方面的突破，就难以避开偏见的缠绕。他的画不是传统的“浅绛”，而是浓烈和炽热的现代表现，因此，水法先生的画以传统为根基、以色彩为表现、以现代形式为皈依。这之中他融合西画的色彩表现而使宣纸上的色彩变化多端，以色彩的具体变化而替换传统的墨分五色，表现出了时代发展中的时代特色。由此，他画百花，尝试各种表现中的语言的适应性，并在考虑接受的问题上统筹与传统笔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水法先生的道路。

　　水法先生选择的是在“山重水复”中还没有见到“柳暗花明”的一条道路，因为，他面对历史的传统和数码的时代，好在他还年轻，他还有可能在他的时间长度内完善和提高，更有未来的衰年变法；好在当新一代渐渐看不懂吴昌硕、齐白石的时候，可能更容易看懂他而喜爱他。这或许是他的时代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