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书坛祭起“回归二王”的大旗之后，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回顾这些年来书坛的发展现状，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试看今日之书坛，书法人言必称“二王”，以至于“伪二王”、“假古董”成风，从当初的各种书风盛行到如今的“二王书风”一统天下，这里面除了书法人经典技法意识的觉醒因素之外，也与书界高层的主观导向不无关系。

　　平心而论，“回归二王”口号的提出，是在当初所谓的“流行书风”盛行的特殊背景之下发生的。当荒率、野逸、粗放甚至支离破碎、丑陋不堪的片面追求创新的东西甚嚣尘上充斥于整个书坛的时候，很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种对当时“流行书风”的反正，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于是，随之出现了一些对“二王”书法具有较深传承的书家，并得到了书协及其操控的展览乃至收藏界的青睐。这些人也据此“成名成家”，在书坛拥有了一席之地。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之下，更多的书法人便趋之若鹜，纷纷转向对“二王”书法的学习。

　　客观地讲，对“二王”的回归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基于“文革”的结束，书法逐渐复苏。人们最初的参展作品也还仅是处在“学颜像颜，学柳像柳”的初级阶段。再往后，随着各种碑帖的大量出版，人们的艺术视野一下子得到了拓展，同时由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且受西方美术思潮的影响，书法人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探索。艺术触角几乎延伸到了整个书法历史碑帖留存的方方面面。“创新”的口号愈叫愈响，“苟日新，日日新”，一时之间，书坛似乎出现了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于是乎，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书法基础”的唐楷逐渐退出了全国大展，以至于销声匿迹，而甲骨、钟鼎、彝器文字以及汉简、南北朝碑刻、砖瓦刻石等等都鱼贯而出，登上了全国各种展览的舞台。平心而论，其中并不乏相对比较优秀之作。这种多方探索对激活人们的艺术创造思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但也随之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于是乎，对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书法的传统的讨论，一直在理论界持续着。至于如何继承、如何创新，也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特别是对“流行书风”的讨论显得异常激烈。反对者，斥之为“丑书”，大加挞伐。践行者和支持者则认为“流行书风”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一时之间，箭拔弩张，火药味十足。

　　但随着书协人事的变动和人们审美意识的改变，当初那种“荒率、粗放”，单方面强调“视觉冲击力”的书风逐渐不再受人青睐，而笔法精致细腻的“二王”书风以更为强劲的姿态登上了全国大展的舞台，迅速形成一股滔滔洪流，直至今日，已经具有了压倒一切其他书风的绝对优势。

　　近十年以来的全国大展上，“二王”面目作品（包括小楷和行草）一路风行，过关斩将，摘金夺银，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而唐楷则被“无情地打入了冷宫”，几无用武之地。尽管篆隶、魏碑以及张旭怀素风格的作品也有一定比例，但与“二王”一路作品相比，所占份额毕竟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回归二王”的口号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落实，甚至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形成了当代书坛的特殊现象。

　　然而，当我们冷静而理性地反思这一现象时，却发现，这种“回归”并非是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回归，而仅仅只是技法技巧这种技术层面的回归。当我们仔细面对当下“二王”一路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就技术而言，很多人的确已经做得足够好，从用笔、结体、行气、章法到墨色变化，确实非昔日那些“印象性书写”的作品可比，提按转折、起承开合饶有二王之意。但欠缺的是精神气象，是二王那种集前人之大成而自开新境的创造精神。

　　王羲之在继承汉魏六朝书风的基础上，自创新体，自成一家，成为了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和里程碑。其子王献之在继承其父的基础上，又自出新意，有所发展。因此，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传承既有经典的前提下，创造新的经典，从而彪炳史册，为后世所敬仰、取法。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回归二王”，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回归“二王”的书法作品，还是回归“二王”的创新精神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说是回归到向“二王”的书法学习，则以今日之势态来看，目的已经达到。若是回归到“二王”的创新精神，则前些年“流行书风”盛行之时，便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体现。又何必多此一举，专门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若是两者兼而有之，则远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书法界依然任重而道远。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今日的我们，究竟是否真的能“回归二王”？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原因是我们并不能预知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并不能确定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回归到了“二王”。

　　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了“二王”时代的那种特殊的社会氛围。今天的人们也不可能真正具备魏晋风度。

　　而所谓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直率任性、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当时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出现了令人景仰的“书圣”王羲之和“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饮酒纵歌，谈玄论道，清静洒脱，风流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世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以巩固其志气，药与酒以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

　　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时人之世界观、价值观、生活观、审美观早已大异于前，其知识结构、思想品格、风度气质及人生追求也不能和魏晋名士相提并论。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在追求物质享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书法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而尚未能达到真实意义上的精神文化追求的层面。尤其是当下的很多书法人太缺乏一个文人所应该达到的综合修养。让一个根本就不具备文人素质和思想品格的人去追求文人书法，实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有的人也许会说，“道生于技”、“技成于道”，“技道相生”，我只要将技术锤炼到十分精熟的程度，也就离“道”不远了。理虽如此，但前提是你要具备悟“道”的底气和本钱。古人讲“先文后墨”、“先器识而后文艺”， 意思是说，做个知识分子，先要有器度有见识， 而后再谈文学与艺术之创作。

　　今天的书法人，更多地把自己定位在了一个“文抄公”和“写字匠”的层面上，疏于读书、疏于做学问、疏于思考，更缺乏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感，唯一能做的就是对着古人的帖子反反复复地临摹学习。然书法经典从来都是“形貌易得，精神难求”，能真正“形神兼得”者不是天才即是硕儒，岂是那些粗通文墨甚至胸无点墨者所能梦见的？！像赵孟頫那样的通才又有几人呢？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只有具备能工巧匠一样的技法技巧，具备哲学家一样的思辨能力，具备文学家那样的器识修养，才能真正驾驭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

　　“二王”书法是中国书法优秀传统的精华之一，而非全部。提倡“回归二王”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错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清醒而理智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推而广之，我们说“回归秦汉”、“回归唐宋”也是对的，因为它们也是中国书法优秀传统里面的精华部分。为什么要单说“回归二王”呢？这里面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方面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其位置无可取代；一方面“二王”父子是书法从“古体”向“今体”转换的关键人物，有众多的经典代表之作可资借鉴取法。而且“二王书法”从笔法结体上而言，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精致细腻，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拓性，对后世所形成的影响十分巨大。自“二王”以降，几乎所有的从事帖学研究的书家无一例外都受其影响。

　　因此，在我看来，“回归二王”首先要理清其中所包含的精神实质，搞明白“回归二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如果认为，在技术层面上学习“二王”，或者说只要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就算万事大吉，则与“二王”的艺术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说要达到对“二王书法”技术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回归，则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就需要我们不断反省自身，尽可能抛开那些世俗名利，静下心来，从头做起，多做些恶补传统文化之课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