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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史略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史略

  纵观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国的艺术院校都在寻求从传统师徒制过渡到现代学院制的最佳途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教学,基本上是徒承师授的形式,加之习画者本人的临摹考察专研,野游写生,饱览画论,以此来提高绘画技能和理论修养。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画教育事业始终未能形成规模,影响有限。清代末期,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重创了中国人保守的思想,致力于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经世致用,重视以美术教育的形式培养为洋务实用的美术人才。于是应科学与实业的需求,近代学校教育应运而生,开设有图画(制图)科的新式学堂日渐增多。如1902年张之洞创办的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成为所学课程中的必修课程,随后又创办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一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其中就有中国画(山水、花卉)的教学内容。之后,各个师范学校和学堂相继开设了图画手工科,逐步奠定了图画和手工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中国画教育也随之融入了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格局,开始全面摆脱自我封闭,追赶世界教育发展的大潮。在民国初期,科学民主的思潮加速了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顺应潮流,吸收近代西方美学研究的成果,熔铸中外教育思想的精华,率先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为目标的美育理论,给予美育以独立的学科地位,完成了以群体为重心的美育观到以个体为重心、以健全人格为目标的近代社会美育观的转变。

  1928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式成立,林风眠任校长,他们对国立艺术院寄予厚望,希望以此为基地实现“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理想。建院之初,设立了国画系、西画系、雕塑系、图案系四系,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也从这一刻起正式踏上征程。在之后的探索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以分科教学为基本格局,以诗、书、画、印“四全”为基本素养,以笔墨结构为基本命脉的多元化教学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新文人精神的学者型画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分科教学体系是学院中国画教学的基础,在全国开风气之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与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培育了国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画英才。潘天寿在教学理念上始终坚持中国画独立教学,早在1936年就提出了中西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主张。在他的坚持和不懈努力下,1939年中国画从绘画系中脱离,恢复了建院之初的独立地位,并于1946年学院复员杭州之后实行山水、花鸟分教室教学,这可以看做是分科教学的雏形。1959年,潘天寿提出中西画要拉开距离的明确主张,并于1961年提出中国画教学改革的建议即《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这套分科教学方案经过全国艺术教学会议推广,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国画系分科教学局面。至此,中国画教学的分科教学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并引领了全国艺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改革,沿用至今。

  其次,学院向来重视书法教育,注重培养诗、书、画、印“四全”的文人画素养。早在1944 年潘天寿就编著了教材《治印丛谈》,1963年,学院正式成立书法篆刻科,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再配套开设的诗词、题跋、画论等基础理论课程,形成了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篆刻四位一体的中国画教学模式,完善了分科教学体系。

  最后,视笔墨结构为基本命脉是在从未间断的论争中确认起来的。学院关于素描教学和临摹写生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素描教学争论的成果是发展了以线描为主,吸收素描造型方法的国画专业素描,直接促进了“浙派人物画”的形成;在临摹写生问题上,确保了临摹的教学地位,不被写生完全取代。之后的教学争论在理论上的成果颇丰,其中心议题大多涉及素描教学与中国画基础训练的关系,素描教学应该如何改革,学生是否应直接进入中国画写生训练等诸多问题。在越来越多的教学争论与学术研讨中,中国画系的画家越来越达成共识:中国传统绘画表达的基础要素“笔墨”最能够澄清中国画的内在本质。笔墨蕴含了中国画的文化底蕴,既是传统中国画的根基,也是画家的人格显现,因此想要发展现代中国画,就要以笔墨为出发点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辨析认知,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强调修身与完善自我,在学习笔墨文化的过程中获得美的感悟并引起情感的升华。

  中国美术学院在探索师徒制向学院制过渡的过程中,潘天寿等一大批国画老先生群体奠定了学院中国画教学深厚的文人画传统,又结合时代需求摸索出了一套分科教学体系,此后学院领导人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直至推出新型的工作室教学体系。这种新型的工作室教学,是以导师为主导的,继承了师徒制教学的优秀传统,使教学在导师的统筹安排下,科学、有机、有序地展开,由浅入深地进行科学的教学安排,保证教学质量。当代中国画工作室教学不断引进学院教育的科学方法,取得了蜚声海内外的教学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国画系师生先后应邀出访讲学、办展览、参观考察,在国际艺术的大平台中不断验证自身的创造力和文化价值,逐步提升了中国画教学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当代中国画教学的规模和模式都在逐步更新,社会对中国画教学的价值预期也不断扩展,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也开始积极构建和定位面对社会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文人画教育理念。2000年学院首次招收中国画实践类理论博士研究生,目的是培养新时代的“学者型画家”。他们合创作与理论于一体,成为具有新文人精神与品格的高端综合人才,这也是中国画教学体系的一次全面总结与升华的结果。此项举措开时代之先河,引领新世纪艺术教育走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即经由艺理相通,达到古今相通、中外相通,从而将教育的伟大传统发扬光大,在学院乃至整个美术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经过历史的涤荡之后,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体系是最符合时代需求的,因而形成了如今蓬勃发展之势,并始终走在中国画教学探索的最前沿,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影响了海内外的中国画教育事业。

  一、1928-1949年

  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西子湖畔正式成立,建院之初开设的国画系只独立存在了半年时间便和西画系合并成为绘画系,1939年在躲避战火的西迁途中又重新走向独立,1946年回到杭州之后,山水、花鸟分教室教学,并增加了师资力量,分科教学的基本模式开始显现。

  1.从国画系到绘画系

  1928年3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国立艺术院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以罗苑(也称“哈同花园”)为校址,林风眠任校长,设立了国画、西画、雕塑、图案等四系。国画系主任教授是潘天寿,讲师蔡威廉,助教侯子步,设有专门国画教室,第一届国画系有郑祖纬、夏朋(原名姚馥)等20名学生, 自此揭开了我校国画系历史的序幕。1928年秋,林风眠主持中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称“绘画系”。合系的主张动机源自“中西调和”的思想,同时也包括改造中国画的目的。

  在合系前夕,林风眠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成员以艺术院教师为主,出版《亚波罗》学刊,并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林风眠认为“艺术原本就是无所谓东西的,只要所表现的是作家的美感,都叫做艺术,绝不会有东西之分。”他将中国绘画放在世界艺术史的范畴中考察,并多次强调不能将中西绘画视为对立的艺术形式。

  在以学习西方艺术为潮流的背景下,大部分教师都曾留学欧洲,笃信西洋的绘画方法,国画专业的教师极少,因此合系之后,中西调和的思想不自觉的偏向了西方,在国画专业的落实上出现了偏差。实际上,自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之后,国画专业便处于边缘地位,成为西画专业的辅助课程,国画专业的课时被大量削减。

  在这种情况下,潘天寿对学生仍然极其认真负责,尽管学生来上课的人数只有十几人甚而只有一人,但他每次上课还是为学生准备好笔墨纸砚和习画范本,有时将自己一张可以盖过大黑板的大画作挂出来给学生看,在他勉力教的人物画的课程上,因为缺少合适的临摹样本,他就到虎跑寺把碑刻上五百罗汉线刻画成丈二巨幅白描作为教学范本,他对国画教学的坚持与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潘天寿对国画教学的坚守来源于他对中国画业已形成的独立见解。在20世纪20年代,潘天寿已经发表与出版过关于美术史理论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对极端的全盘西化的做法完全否定,潘天寿认为中西艺术融合的前提是要坚持本民族的艺术精神。1936年,潘天寿发表《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其特殊价值,世人只要根据民族性格与个人情趣的不同,各取所需,各取所好。他对于东西方艺术之途有着自己新的见解:“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秉雍氏之言固为叙述东西绘画异点之所在,实为赞喜双方各有终极之好果,供献于吾人之眼前而不同其致耳。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绘画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他认为“中西折中”或者片面的使“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都不足取,而“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说法已经初现了他主张中国绘画艺术要想取得发展就必须坚持立足于本民族艺术传统的理论面貌。

  在这一时期,虽然国画专业被忽视,但仍有一些真正热爱传统绘画艺术的老师和学生坚守在国画的阵地上,老师除潘天寿外,还有李苦禅、张光、诸闻韵等,学生有郑祖纬、李长白、高冠华、李霖灿等,也有一些中西画兼攻的学生,如朱德群、吴冠中等。当时也有一些针对国画专业而成立的课外学术团体,如“书画研究会”和“罗苑工笔画社”。书画研究会是1929年成立的,“该会为本科及高二三年级学生研究国有书画而设,由国画教授潘天寿先生指导,内分书法及国画两科,定两个月举行观摩会一次,每学期终公开展览一次。凡入会研究者必须按时上课,未经请假或未得导师许可而缺课者一次警告,二次取消会籍。”在当时国画课程极少的情况下,书画研究会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机会,对学生的指导作用是不容小觑的。1934年,张光为了加强工笔画学习,组织成立了“罗苑工笔画社”,由她领导并做课外指导。虽然画社存在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但张光重视工笔花鸟画基础技法的训练,在学生学习工笔花鸟画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下转第7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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