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书笔法

　　包世臣谓：“真书能敛墨入毫，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能以锋摄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涨墨而篆意湮，有侧笔而分意漓。”此包慎伯之谓“篆分遗意寓于真书”者也。盖包氏乃启晚近碑学笔法之源，以此揆诸颜鲁公、黄山谷、伊汀州、邓完白、吴让之、赵之谦、何子贞、沈寐叟、郑海藏、梁任公诸人之真书及篆分，皆莫不有此意。何子贞自述其学书曰：“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何氏由真书溯源篆分，该以篆分之笔入于真书者也。此又与颜鲁公异曲同工，颜鲁公以篆分入楷书及行草，故其《裴将军碑》凌然有汉分遗韵。康南海于真书尤推六朝，盖言其“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隽，又下开唐人法度，草情隶韵，无所不有。”沈寐叟曰：“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盖其以行入楷，乃得真书变化之要旨也。包氏书肆力于完白，虽非第一流书家作手，然乃真知篆分及真书笔法者也。后此诸家，莫不孳乳于包氏之论。郑孝胥早岁法颜鲁公、苏东坡，后取径张裕钊，专学魏碑，又以汉分作真，故其真书兼有分书遗意，奇崛生动。梁任公真书则直取欧阳询，后上溯北碑及汉碑，以篆籀之笔作真，故能雍容典雅、变化万端。后此诸家，皆包氏真书论之衣钵继承者也。包氏虽非第一流书家，然却为第一流之书论家，其于真书及碑书笔法之拓展，流被后世。

　　清季碑书四大家

　　康南海有言，清季书法有四大家：隶书邓完白（石如）是也，分书伊汀州（秉绶）是也，行书刘石庵（刘墉）是也，碑书张廉卿（裕钊）是也。康子此言非偏见也。康氏所言诸四家者，非仅以点画之妙、用笔之精、格调之高，实于笔法及书体均有开创之功也。

　　若以书史流变考之，邓石如篆、隶、分书及篆刻均称神品，尤以篆书、篆刻引领晚清民国一代金石风流，晚近印坛，实浙皖两派中分其流也，皖派鼻祖则完白是也。然完白造诣最为卓绝者，窃以为非篆非印，实隶书也，完白隶用笔如刀劈华山，雄肆开张。完白印实得自于其篆分及隶书笔法。完白隶与汀州隶，一北一南，完白以篆作隶，格尚秦分，汀州以真作分，格尚汉分。完白篆分打破了自李斯、李阳冰以来“玉箸篆”粗细均等之用笔，广泛参之以汉碑额，一改过去绝对匀圆对称之结字。若单以书体论，后世过之者或不乏其人，但若以笔法开创性而言，则后无来者；伊汀州以真书之法作分书，极具排布、装饰之美，华贵雍容，开一代新风。康南海《广艺舟双楫》谓：“汀州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可谓的论。《国朝先正事略》谓其隶与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又与桂馥齐名。刘石庵行书虽承帖学之末，却能振拔风气，提契纪纲，其点画之奇肆，用墨之凌厉，力矫帖学妍媚之弊，盖晚岁以碑入行之故也。包慎翁《艺舟双楫》所云：“文清（刘墉）……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又说“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相，此诸城（刘墉）之所以或过华亭者”。包氏言石庵书高于华亭（董其昌），非言其帖学造诣过于华亭，乃言其于帖学之外，伸张碑学，若以此言之，确有过于华亭处。故包氏此言非可以作机械观。张廉卿裕钊碑书雍容华美，于毛笔中见汉魏刀法，而无刀刻之矫揉生硬，用笔结体极具排布、整饬之美，其用笔之方整与结字之圆融浑然天成，于汉魏唐碑笔法有拓荒之功。康南海谓，张廉卿以汉魏为师，故其瘦硬能与柳公权相媲美。若径取柳公权，则仅得其下耳！

　　沈曾植论体变

　　沈寐叟曰：“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沈寐叟以体变为论书之要旨，于此短短百十字内，穷尽书法体变之要旨，此又与康南海相通者也。寐叟所言之变，又可与南海所言之分（八分）相合辙。盖行为楷之分也，隶为篆之分也，篆为籀之分也。分与八分，非数字程度，实活称也。盖篆、隶、分、楷、行、章、草诸体互参，乃晚清民国碑学用笔之大要，寐叟实其间之肆力者也。寐叟而外，若金冬心、邓完白、伊汀州、何子贞、郑苏龛、梁任公等，亦皆其中佼佼者也。

　　郑孝胥隶楷

　　郑海藏（孝胥）向以碑楷书享誉当世，然其分隶亦有超独处，其以真作分，以篆笔作隶，故其分隶能摆脱汉分之纯方笔，而参之以圆；又能以分作真，故其真楷能摆脱唐人之楷法，用笔轻入重出，一波三折，曲折往复。又其捺笔波挑分明，仪态翩然，饶有装饰韵味而无作意，华美之极也！近世碑书而能脱刀凿之痕、参方圆之法、极汉分六朝之大观者，吾谓一曰邓完白是也，二曰何子真是也，三曰张廉卿是也，四曰康南海是也，五曰梁任公是也，六曰郑海藏是也。今之碑书者，若能得此五人方圆用笔之精髓，而脱出刻意刀凿之痕，方可谓臻于佳境者也！沙孟海评郑氏碑书“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作品，有精悍之色，又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沙老未因郑氏其人而对其书存偏见，可谓中肯之论。

　　民国文人书

　　尝见有人诟病罗振玉书，谓罗振玉书虽有书卷气，然用笔纤弱，终文人书耳。此处所谓文人书，即只有书卷气、却不知用笔之法之晚近文人之书。此固为批评之言，以此评罗氏之书固不谬，盖罗氏虽以甲骨入书，开一代典范，然甲骨终与书法相去甚远，谓文字可，谓书法则未可。今人赞论甲骨，多有将文字与书法混淆之谬。然以此评文人书，却又误入歧途也。至远者勿论，直如晚近之康有为、梁启超、郑孝胥、罗瘿公、罗复堪、余绍宋、吴昌硕、王蘧常、叶恭绰、沈曾植、张裕钊……哪个不是大文人、大学问家？王蘧常我们只记住了其章草家身份，但不要忘了，他的学问和文章也基本是准一流的，王蘧常学问最精湛处乃是史学，其治学要在先秦诸子之学及中国文学史学；张裕钊碑书冠鼎清代四大家之列，但我们忘记了他的文学家身份，张裕钊散文推尊桐城派，在晚清是排得上名号的，其门生范当世、张謇、姚雪臣、朱铭盘，日本宫岛咏士等皆晚清名士；郑孝胥书法、人品虽遭诟病，但其字在民国是卖得最火的几家之一（民国的书法市场不像现在，民国的书法市场是基本靠实力说话），而且郑是清代“同光体”诗坛的领袖人物之一，深得梁启超推崇，郑又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与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等为立宪派的精神支柱；罗瘿公、罗复堪两兄弟均为章草大家，康有为得意门生，与梁启超颇交厚，清末民初之际的政治家、大文人，享誉当世，罗瘿公去世甚早，其书法、文章今人多不知，但民初时，罗瘿公在文人界名声非常之大，京剧名角程砚秋等都是他捧红的；叶恭绰，民国政治家、大收藏家、书法家、画家，是北洋政府“旧交通系”的灵魂人物，诗、词、文、鉴藏、书画、学问皆无一不精，叶的竹子和书法在当时属于顶级水平；余绍宋，民国章草大家、画家、鉴定家，梁启超部下，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但鲜有人知其为中国方志学家。梁启超就更不用我多说了，梁的真书，民国罕有其匹！民国文人，书法水平未必一流，但书法水平一流者，一定是大文人！未有学问末流而书法能臻于一流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