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教化，助人伦，天下文章无非两类，一曰现实主义，一曰浪漫主义，周作人将其归纳为一真一幻：“真者，贤哲之士为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其进以渐；统欧洲全区，百年之间，可仅得十书，顾皆天下至文，永久传世。幻者，庸众之人以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其进也骤；张皇号召，声动一世，一岁之中，得书千余，第不阅十稔，更问其书何在，昔日大名今复焉在，则去之已久，亡也忽焉。唯真与幻，一久一暂，正相对待，有如此也。”二者之间，殊途并进，无人能够置身度外。

　　就国画而言，可对应为一写实，一写意。写实者，存于理，清真秀拔，繁简得中，专业画师所为；写意者，存于心，澄怀味象，迁想妙得，文人画家好之。以墨竹为例，自唐盛行，宋后名家辈出，由宋入元，由院体而入文人写意时代，墨竹也由双钩写真，变书法写意。苏东坡在《又跋汉杰画山》中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写实在先，写意随后，元以后，写意审美渐成共识，陌上花三枝两朵，胸中意万水千山，写实手法尤受排斥，不学浔阳商客妇，逢人故意拨琵琶，写实功力遂一代不如一代。

　　“五四”前后，风水轮回，余绪不振，“四王”与京剧、中医等国粹，尽遭排斥，遍地残红。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论其弊：“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泛论之，凡寄托于文学美术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在于中国，皆反此道。美育之端，竟为士人所专，不取普及。惟不取乎普及，故文学美术之价值，因为削减。”在言必称希腊、文必引西方时代，显然此话也以西式理论做了参照，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对此有过比较：“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东西风尚之间，以求平和相处，画界遂有“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式的折衷，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欲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多少文论偏激成了哲学，而哲学本就有许多选择，却无绝对答案，今天看来，没有答案，正当其妙，国画亦然。邓椿《画继》归纳画类：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内容之外，尚有形式，写实写意，一时瑜亮，随性所好即是，过了半生，退无可退，作者观者均不必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