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评这一文体，沈从文先生自己曾做过这样一个解释：“说来简单，做来苦难，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恩怨；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以至于他说“给人的印象总不太好”。（《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

　　沈先生所要批评的“书评”是一种“在场”的文字工作，怀疑书评人在面对在世的作家与正活跃的出版机构的时候，难免受人情与利益的牵绊，让文章成了“谄谀的帽子”或者“攻讦的武器”。而在老人作古27年之后，面对他的一本小书，自己倒情不自禁地想玩一番“书评”的把戏了。但看到老人对书评的诘难，心里委实诚惶诚恐——莫非自己也要参与“维持这个虚伪的不健全的现实场面”？好吧，在动笔之前，心里默默向老人请示：“我不评，只述，可否？”

　　要记述的这本小书是《沈从文说文物·书画篇》。相比于皇皇32卷的《沈从文全集》，这本书的规模显然堪称“小”了，只有7篇文章，总页数也不到150，但细心阅读之后，却让我集中地看到了沈先生卓绝文学事业之外另一种文艺的风情——书画研究。

　　听一个文学家谈书画，在当下多少是一件稀有的事情。大家都在壁垒森严的专业领域勤恳耕耘，哪有时间、哪有资格、哪有识见、哪有勇气去对专业之外的门类指手画脚呢？但从民国走来的沈从文，却能大谈特谈书画，谈得还挺认真、挺在理，这就显得独标一格了。

　　比如，在《谈写字（一）》这篇文章中，他对书法到底是不是一门艺术，就给予了自己独到的论说。颇有意思的是，作为文化杂家，他在文中直接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他进而根据书法的历史演进，论证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逐渐走向没落的根源：“把字当作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权利的符号”。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书法“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所以，他为“挽救这种艺术的堕落”开出了药方——“分工”，但同时又表达了一种悲观：“一切专业者似乎都有机会抬头，唯独写字，他的希望真渺茫的很。”

　　由此可见，沈从文先生对书法的专业化是存在矛盾心理的，他相信“专家抬头”的价值，但又同时提防过度专业化使得书法工匠化。但这篇写于1937年的文章，倒可以让我们回到彼时关于书法艺术性的讨论，而这个话题时下仍在继续。

　　沈先生警惕伟人字、名人字、美术字，并且会直接陈言。“画家欢喜写美术字，这种字给人视觉上的痛苦。”对此，他以当时画坛的当红人物林风眠先生为例，痛陈美术字的可笑。他说：“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那些画上的文字尽可能去掉。”当时，林风眠已在杭州艺专担任校长达10年之久，艺术江湖地位自不待言，而沈先生则丝毫不顾及其声隆位显，直接公开撰文点其艺术要害，足见真文人的风范。

　　沈先生如此直率地臧否人物，更体现在《谈写字（二）》一文中。对于青史路碑“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艺，他说：“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多以巧取势，实学不足，去本日远。”对于近代巨擘康有为，他则称：“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以芜杂印象。”由此你可以瞧瞧沈先生在打量书法史时，眼光之挑剔、言辞之狠烈。

　　当然，你也许会说，这纯粹是一个作家的意气用事，充其量是一种故作惊语的显摆罢了。但假如了解了沈先生对书法的锤炼与研究，就知道他并非妄议书艺了。他年轻时曾立志要当一个书法家。他对书法的痴迷其实早在他少年时代投身沅水流域一支部队充当文书、抄写公文时便开始了。“五个月内我居然买了十七元的字帖。”当时沈从文在军中的薪水是6元，每月伙食费需扣2元，5个月买了17元的字帖，可以说沈从文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豁了出去。军途中，只要一安顿下来，沈从文便在房间里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钟繇）王（王羲之）两人，活着的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从文自传》）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进行文物研究；无论是文名鼎盛的三四十年代，还是以后人生最为暗淡的日子，沈从文虽不以书法为立身之本，但是他的立言著述都未曾离开过毛笔，其中绝大多数文稿、函札均以毛笔出之。

　　在风格纷纭的书体中，沈从文独钟章草，倾心晋唐法度。其腕下风格清新秀雅、沉静深远，正与他文学崇尚的审美风格相一致。

　　其实，在沈从文所处的民国时期，作家、诗人、学者写一首好字，又岂止是他一个人的孤案？鲁迅、胡适、周作人、叶圣陶、朱自清……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可以覆盖整个民国的文化星空。甚至可以说，那些非以书法名世的文人，只要拿出一字半帖，也足以让当下以书法立命的书法家自愧不如了。而他们对书法的洞见与体会，也足以让只会抄写唐诗宋词的书法家们毫无颜面可言。造成差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值得书协中人多加审思。

　　沈从文先生对艺术的理解，远非局限在书法领域。《读展子虔<游春图>》显示出他对历代画论与美术史的熟悉程度，以及谨严的考证功力；《春游颐和园》、《北京是个大型博物馆》表现出他对文物与建筑艺术的深入研究，足以让人掩卷深思。而非常可惜的是，这本书所收录的相关文章实在太少，视野也实在狭窄。仅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沈从文文集》中，就有专门一卷收录了他的文论。其中，关于书法及相关艺术门类与话题的文章就有11篇之多。《<艺术周刊>的诞生》、《艺术教育》等多篇文章谈及书画及美术教育的痼疾，其“只有最善于运用现有各种遗产的艺术家，方能创造他自己时代的新纪录”等言论，至今仍有振聋发聩之效；《谈谈木刻》则直接针对波涛汹涌的新兴木刻运动提出批评意见，质疑其“艺术下乡”、“艺术大众化”的效用。

　　但不管怎样，《沈从文说文物·书画篇》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沈先生文艺造诣的另一种思路，至少可以让我们按图索骥，去体验民国文化生态，去感知书画作为一种艺术背后渊深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