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是历史题材创作中要遵循的基本规律。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行不悖的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细节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历史画中大到故事情节，小到服装道具，对整个历史题材创作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会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这就为创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无系统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创作者不仅仅是描述历史事件，还应对细节进行严谨的考据论证，力图让读者看到被还原的真实。因此，历史画的创作过程不仅仅是达到艺术真实的过程，它也是收集素材进行考据论证研究的过程，只有把创作历史题材作为研究一门学问的态度来审慎对待，才能做到不违背历史的真实和不出较大的差错。本期王宏理教授以昭君出塞题材为例，对昭君出塞时是自抱琵琶还是随行者所持以及是否已有琵琶做出具体考证，说明历史题材创作中史学考证的重要性，这无疑对当下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创作历史题材，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所以在组织创作历史重大题材时，有关单位往往会聘请史学专家当顾问。比如我们知道皇冠一般有十二旒，但影视片中常会出现十旒八旒的。现代军服上的资历章规定更明确，如营级为二排，团级有三排，以此类推。但影视片中有的团级才一排，军级两排半。这说明管服装道具的不懂，或者顾问不顾不问。也有的因情况稍复杂，加上顾问是冒牌的自然就更易出错了。又比如描写当年黄石公在下邳桥授张良太公兵法，《史记》说是“出一编书”，如果你画成一本洋装书自然大大的错，但若画成一本线装书仍是大大的错，因为当时远没发明纸，线装书也是大约唐末后才出现的。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背景的某一时代是否有此物，二是该物究竟是何等模样。相类问题，最有名的就是关于昭君出塞的创作。

　　如今所见画面，王昭君无论步行坐轿，还是骑马骑骆驼，其怀中少不了已成象征物的琵琶。而从中产生的问题是，昭君出塞是自抱琵琶还是随行者所持。向来有人以为是后者，其主要理由如宋人王楙《野客丛书》中《明妃琵琶事》所述：

　　傅玄《琵琶赋序》曰：故老言，汉送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马上奏之。石崇《明君词》亦曰，匈奴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则知弹琵琶者，乃从行之人，非行者自弹也。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词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鲁直竹枝词注引傅玄序，以谓马上奏琵琶，乃乌孙公主事。以为明妃用，盖承前人误。仆谓黄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词》故耳。

　　因当年汉武帝时乌孙公主远嫁，为免途中思乡寂寞，所以让“知音者于马上奏之。”以此类推，“其送明君（后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而改此称）亦必尔也。”则千百年来，王昭君自抱琵琶的形象似乎都画错了。不过，作为史实的考证，用类推法是欠严谨的。何况乌孙公主虽是江都王刘建之女，然在此毕竟还是公主身份。无论本身会不会弹琴，由随行宫女为其抚琴都是很正常的。而王昭君是“待诏掖庭”者，说到底只是个宫女，无论出塞时的身份如何，待诏掖庭者有才艺会弹琴也是很正常的。更何况一般情况下，自弹琵琶也不失身份。

　　说到底，问题是史书中也并无昭君与琵琶有关的记录。《汉书·元帝纪》中仅言：“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汉书·匈奴传下》言：“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时代稍远的《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仍载有王昭君事，但除了演绎出其“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的绝代容貌与汉元帝见美貌而“大惊”的烘托之词，也并无一字提及琵琶事。亦即王昭君是否会弹琵琶，出塞时有没有带琵琶，均未涉及。

　　再看傅玄之所言，也只是个传闻。按其原文意，是探求琵琶始于何时的。因史书无记载，他是听老前辈说，乌孙公主出塞时有关人将筝、筑改造成琵琶，以适合马上弹奏。傅玄之言也是因被引者删略而使后人误解，改造乐器成了弹奏乐器。况且那故事也仅仅是一说而已，其实作为纯艺术的创作，为王昭君添加琵琶这一道具完全是可以的。至于是昭君自抱琵琶还是随行人所带，甚至不用琵琶，也完全可据创作需要定夺，与上述乌孙公主传说更无半点关系。

　　看后世的创作也完全是随性写来，例如南北朝时，梁人何逊的《昭君怨》仅提“今来昭君曲，还悲秋草生。”北周庾信《昭君辞应诏》加了“马上”：“方调马上曲，变入胡笳声。”唐代琵琶盛行，更有人点明了琵琶。杜甫《明妃曲》作：“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刘长卿《王昭君歌》说：“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 李商隐的《王昭君》也再加上“马”：“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

　　宋人还将人物写得更生动，张耒、秦观的诗作都有“独抱琵琶”的描述。当年曹禺剧本《王昭君》出来时，笔者年少无知，不懂该有何讲究，学画昭君像并自题一首七律，道是：“月下抚琴怀故土，单于焉得不钟情。”有琴而未言何琴，抚琴也不是在出塞途中，而是身在他乡弹奏思乡曲。

　　应该说，作为历史题材的创作，确认当时有无琵琶才是关键之所在。正如前几年有人花几十万买了唐三彩请笔者掌眼，笔者不懂唐三彩，但见内中有一胡人口衔烟斗，则可知绝非唐时物。此类问题古人也想到了，清人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二曾载：“阎立本画昭君图，妇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汉宫所作。”这是阎立本在历史知识上出洋相了。

　　王昭君时是否已出现琵琶？回答应是肯定的。东汉末应劭所撰《风俗通义》卷六“批把”条：

　　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

　　同时人刘熈《释名》卷七“释乐器”：

　　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南朝梁沈约《宋书》“乐志”载：

　　琵琶，傅玄（汉末至晋初人）《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风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为名。”杜挚云：“长城之役，弦鞉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

　　由上几条，可大致推知，琵琶出于秦汉之际，估计不会太早，因一是说“近世乐家所作”，二是“琵琶”二字写法未固定，三是此前较长时间内未列入朝廷正式之乐（“不列四厢”），也因传统演奏之弦乐器如琴瑟筑等都为平放，而此琵琶手提怀抱，为马上之乐。则王昭君时已有琵琶，应是毋庸置疑的。

　　正如前文张良之例，秦时背景的绘画不能随便画一本书。故我们需着重考虑的问题，应是王昭君时的琵琶究竟何等模样？琵琶者，人称“弹拨乐器之王”，后世改造发展频繁，形制丰富。故回到昭君时代，切不可随便画一把今日所见之琵琶。

　　唐人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四“乐四”有段较详细的文字：

　　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叙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俗语之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风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为名。”《释名》曰：“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杜挚曰：“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鞉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鞉之遗制。傅玄云：“体圆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宋人郑樵《通志》有关引文作“兑”）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梁史》称侯景之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赍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谓之“阮咸”。咸，晋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

　　依上所言，可见琵琶的创制发展的复杂性。汉武帝时为乌孙公主以筝、筑为基础的马上之乐，盘圆柄直，四弦十二柱，谓之琵琶。曹魏时人杜挚又说琵琶来源于秦时苦于长城之役的百姓。这可认为是来源的说法不同，也可认为是两种稍有区别的琵琶有不同的来源。但无论如何，其形制大同小异。

　　试看河南新野后岗出土（今藏河南博物院）的东汉《乐伎画像砖》（图1），左边男伎吹龠，中间女伎面前横置一瑟，右边女伎作鼓琴之姿。此圆盘而直柄略朝下之琴，即是琵琶。今日所见汉画像砖画像石的舞乐场面中，弦乐器基本为琴瑟，但无论筝或筑，其形大致相类。则非平放而横抱的琵琶这一弦乐器在“其器不列四厢”之时，能在此一见，殊为难得。

　　阮咸善弹琵琶，看1960年江苏南京西善桥约晋末南朝宋初之陵所出（南京博物院藏）《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2），其中标有阮咸之名者，即表现其弹琵琶的场景。此琵琶形制正如文献所述，也与图1者基本相同。此即传统的琵琶，依上文所引者，即“秦琵琶”。唐人已不识此物，只因阮咸所弹，即称作“阮咸”。如今阮咸已发展成一个乐器系列，所以又有大阮、中阮、小阮等区别。

　　洎乎北朝，西域音乐更是大量的传入，琵琶品类开始增多，“其他皆兑上锐下”，则其音箱应是上下两头略瘦削者，又是曲项，那么与今日梨形箱体的琵琶已相近了。又说侯景（北魏后期生人）谋害简文帝时用的是曲项琵琶，因特别强调是“曲项”者，推想“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亦即曲项琵琶当从北朝传入。再依《隋书·音乐志下》言：“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若此，则曲项琵琶当从西域传入北朝，再传入南朝。《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载：“自（北魏）宣武已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听之者无不凄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琵琶盛行，琴瑟等传统乐器都相继衰弱。

　　敦煌等处的北朝壁画中，梨形曲项琵琶有大量的发现。其他如1973年发掘的山西寿阳北齐将领库狄回洛墓，内中也见弹梨形琵琶的陶俑。此类琵琶也逐渐影响到南朝，看1985年四川彭州征集（四川省博物馆藏）的《乐舞画像砖》（图3），其左边一男子在弹梨形琵琶。

　　由上可知，若画以秦汉为背景的琵琶，当如“阮”形琵琶，六朝之后始可画梨形音箱的曲项琵琶，这是基本事实。若需表现与具体时期具体场景具体人物相配的琵琶，自然可再详加考证。

　　（王宏理，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