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与八分书

　　八分之说，千年以来，淆乱已极。吾此前已有详论，今兹拣择要略一二以陈。吾之论八分，导源南海康氏。南海《广艺舟双楫》一出，八分之真容始得见之。康氏以为，八分名实之混乱纷纭，而古今莫能定者，盖因西汉刘歆伪作篆隶之名以乱之也。康氏以今文经学家立场，全面否定汉代以刘歆等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固有其偏颇处，然八分名实淆乱之源，实自兹起，则不为妄也。

　　八分之论，自古及今，切于恳肇者，非南海莫数！南海之八分观，亦其变法思想之表征。依康氏之言，书法一如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书法之妙造，核心即书体、笔法之变也。故八分亦书体流变之关捩。然八分之八，非数字之八，亦非分数之八。八者，别也，分也，背也。故八分即分，八分书即分书。八分之实质即言分变。八分之进程，也即书体流变之进程。分即是一种相背相别之书法笔势。依康氏所言，则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其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是为东汉分，总称汉分。正（真）书又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即成晋分。东汉之末，汉分向两方面平行发展：一为笔势中增篆笔，由减省之隶笔中增盘曲繁复之篆书方笔，此《开通褒斜道》《裴岑纪功》《杨淮表记》《天发神谶》诸碑是也；一为减少波挑，笔画向平直进化，遂渐趋于真书，开启真书化进程，此《张迁》等诸碑是也。“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犹王次仲作楷法则汉隶也。而今正书亦称楷。”

　　山谷大字行楷

　　世人论山谷书，无不推其晚年大草。然吾于大草之外，独尊其大字行楷。山谷小字行书翰札、大字行楷、大草卷轴，无不妙造天真。小字行书翰札，乃宋代精英文人雅逸风致之表征，然写意尺牍书大行之宋代，小字翰札恐非山谷得意之笔。其真正得意之笔，乃中年以后变法之作，此时的山谷，已然摆脱东坡藩篱，走上自由创造之路，以大字行楷、行书或行草为其代表作，典型如《松风阁诗》《经伏波神祠》《范滂传》《寒山子庞居士》《砥柱铭》等，不但摆脱了以尚精微、崇流美为代表的二王小字尺牍书风，而且摆脱了唐宋以来翻转直下的用笔桎梏，其以篆籀之法写行楷，以中锋笔法险劲取势，中宫紧束，四面开张，结字攲侧，点画恣肆，线条生猛刚辣，运笔如逆水行舟，笔笔呈涩势，其长横、长竖、长撇、长捺，一波三折，纵横奇肆，略带颤笔而又魄力雄强。康南海于宋人中，独崇黄山谷和杨凝式，虽有过激处，亦不无道理。

　　世人之论宋人艺文，莫不口苏、黄，盖因苏、黄同出一门，交相濡染之故也。苏、黄一出，天下书者靡然影从，宋人尚意之风自是大行矣。然若单论法书，则东坡为东坡，山谷是山谷，东坡山谷未可划一也。东坡小字翰札，气息高妙，宋人之中，无人能及，况山谷乎？然若论笔法之独创性，则山谷有东坡所未到处。东坡以偏锋而能得中锋之妙，非天才所能及，东坡难学处即在此。然东坡精于小字翰札，大字则不若山谷；而山谷大字行楷，则又东坡所未到处。山谷之妙造，在于大字行楷，及至晚岁，其以行楷之法入于狂草。唐人以来，大草凋敝，而山谷一出，又开新风矣。苏黄之交，谊在师友间，故山谷论书，多有推扬东坡处，此情理中事也。然士林文友间之交互推扬，即使不假，亦不必全信为真，盖文人之意气耳！山谷之崇东坡，既有万千倾慕之意，亦有师生之谊，况师生之谊复可生仰慕之意。故我辈之欲推山谷，然则山谷力推东坡，竟至我辈无复何言哉！奈何奈何！又东坡山谷宋时贤人，贤人之崇贤人，则我辈俗士自不能道也。此哑子食莲，难与人言也。此种文人意气，自是士林佳话，然若为学术史料，则尤当慎择也。

　　梁任公真书

　　近世真书，完白公而后，吾独推梁任公，其次则郑苏龛（孝胥）。任公真书看似规整板结，中规入矩，实则寓万千变化于毫芒之中，笔势遒美而雄健，渊雅而不失浑朴。康南海言“分”，谓秦分本圆，而汉分变之以方，汉分本方，而晋分变之以圆，遂为《祀三公山》《天发神谶》之隶篆笔意也。此邓完白、吴让之之所出也。梁氏真书亦法脉于此，梁氏擅直笔法，祖述六朝，而揉入汉分笔意，故得用笔方圆之法。梁氏能于直中蕴曲，无笔不直，无笔不曲，其以中锋运笔，侧锋取势，首尾以裹锋露笔书之，顿挫有致，笔笔逆势涩进，迟涩凝练，庄重典雅。其运势如逆水行舟，笔笔皆逆。梁氏于真书直笔法，实有开创之功，其以分（分书）作真（真书），起笔收笔处，皆有波挑意。梁氏以六朝人为法，而唐人亦以六朝人为法，然梁氏用笔之灵动变化，似又迈唐人矣。盖因梁氏以汉分作真之故也。分书之递嬗，汉末已降，代有所兴，晋人善八分，唐人善八分，清人亦善八分，然邓完白、伊汀州之八分，则远迈唐人。盖因完白、汀州宗法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之故也。梁氏真书筑基于馆阁之书，然已脱馆阁书之形貌，其楷中有行，行中含隶，隶中蓄篆，其早年虽崇率更楷法，然其以汉魏六朝遗法取率更，故能与率更楷法同分杯中之羹也。

　　今之习碑者俯拾皆是，然多以碑写碑，或不知碑法之源，匆忙以行草入碑，欲变而不知变，故成轻佻浮薄寒伧之弊。实魏晋之碑，源出汉分，故习碑而不知汉分之法，则终未有大境也。梁氏写碑不似今日之忸怩作态者，亦不力求刀刻之意。梁氏以深厚学养入书，而又摈弃一般学人笔画孱弱之病，故能下笔渊雅，仪态翩然而又笔力雄肆，寓不自然于自然之中，于真书笔法中求自然之不自然及不自然之自然。若以包慎伯之书品论度之，其真书可列神品。即使民初真书家，亦罕有其匹者！

　　康有为非“尊碑抑帖”

　　南海康氏引右军书论《王羲之笔阵图书后》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鹘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康氏绕开碑帖优劣之争，言碑、帖之用笔皆肇源汉分，其引右军之论，实为其“本汉”说张目。“本汉”说一出，则言其“卑王”之说自不攻而破也。

　　康氏言二王之不可及，乃因“二王之书，多取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康氏非贬损二王，实言二王之遥不可及也。故“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康氏之言二王之不可学，实二王之不可及也，譬犹今之习二王者，皆津津于点画之复制描摹，仅得其粗鄙之形，而失其“意态奇变”之神，非“院体”而何！

　　世人皆以康氏尊碑抑帖，故对康氏鄙薄已甚，指其大言炎炎，满口浮夸。康氏之论，虽有夸饰，然绝非信口雌黄，实渊源有自，盖因今人不慎思之故也。遍览《广艺舟双楫》，吾未见康氏于二王有任何指摘之言。非但如此，康氏于二王南朝简札，推崇已极。康氏所讥诮者非右军，亦非南朝简札，实为盲目师法右军而不知师右军之所师之徒，以及宋明以降屡翻屡坏之刻帖！刻帖之坏，非谓祖本之坏。若下真迹一等之晋唐人摹本，亦可与原作等量齐观。然淳化以后，摹刻日坏，若《停云馆》《戏鸿堂》等江南刻帖，虽出一时贤士之手，然笔法已日失其真。故康氏反对习帖，乃是反对习宋明以降之刻帖。晚清以降，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翁同和、沈寐叟诸公，皆于刻帖大有非议。盖以篆隶古法入于真楷行草之中，已成晚近之共识，此不待我赘言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