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已创立115年，至今仍秉承“日出一书”的传统，活跃在中国出版界，它的创始人之一就是张元济。

　　图1是张元济签发的通信稿：

　　连城先生台鉴：

　　奉十月八日手书敬悉。履候增绥，至以为感。

　　执事定期存款转期结息一事已由高翰翁于本月五日复，想此时已邀詧及承，询奉复祗颂。

　　大安

　　照X 张元济

　　十二年十月九日

　　这通信稿是商务印书馆写给绍兴赵连城先生的，张元济签发于1924年10月9日，距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已建立23年，正处在鼎盛时期，也是在1924年，印度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问上海，而上海各界千余人欢迎泰戈尔的大会就在商务印书馆举行，可见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张元济先生被称为“中国出版第一人”。他一生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他在戊戌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召见，也是因为书，当时，光绪帝为变法要读西方新学的书，便开列了书单交总理衙门购买，朝中竟无人知道这些书，京城的书店更是少有这些书，而张元济则能把这些书收集全，这些书大部分是张元济的藏书，且盖有张元济的印章，因而这些书呈送给光绪皇帝后，张元济的名字给光绪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召见了张元济，张元济借机向光绪皇帝进谏，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戊戌变法失败后，因李鸿章的帮助而使张元济幸免坐牢杀头之灾，李鸿章将张元济推荐给上海官商盛宣怀，张受任为南洋公学（交通大学）译书院院长，后来任校长。1901年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由夏瑞芳创办的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从此开始他践行“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事业。他先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并聘请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有识之士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宜。1904年在张元济主持下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出版，其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最好的翻译者，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影响最为广泛深远，严复翻译的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原富》，至今仍是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辞源》等工具书，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的先河。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十多种有影响的杂志，其中，著名作家老舍、巴金、丁玲等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成名之作而成为文坛巨星的。张元济还制订了商务印书馆的所有出书计划，他常常亲自看书稿，有的书他亲自编，他渊博的知识、独到的经营理念和随和而富有感召力的人格，使商务印书馆聚集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其中就有陈布雷（后任蒋介石秘书）、郑振铎（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王云五（后成为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竺可桢（后任浙江大学校长）、顾颉刚（后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技领域的大师，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编书、出书的同时，还为收藏保存祖国图书的古籍善本，整理影印各类古籍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于1909年建立了专门为收藏古籍善本所建的涵芬楼，其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后来张元济又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立了东方图书馆并向公众开放。他还主持编校、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至今仍是古籍研究的基本文献。

　　1932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重要藏书地被毁，张元济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重新出山主持商务印书馆的恢复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拒绝与日伪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靠卖字维生，表现了极高的民族气节。在抗战极其艰苦的岁月里，为了收集保存因战乱而流散的古籍，张元济与叶景葵、陈陶遗等人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

　　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以古拙、厚重、平和著称。

　　全国解放后，张元济将收藏的全部藏书共22万余册捐给了国家，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的重要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