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开埠后大批鉴藏家云集沪上

　　需指出的是，自上海通商开埠成为江南商业文化中心后，大批鉴藏家云集沪上，形成了以张珩、庞莱臣、吴湖帆、蒋祖诒等为核心的藏家群体，其规模足与京城对峙，为当时书画聚散重镇，“近日佳书画颇聚沪滨，亦时局使然”（叶恭绰题米芾《多景楼诗》册）。吴湖帆于民国13年（1924）自苏居沪，凭借其非凡的书画创作成就及出众的鉴赏眼光，俨然成为沪上书画圈中最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而大量流转沪渎之古书画，多经吴氏寓目赏鉴，其中包括上述诸内府旧藏，如友人张珩所藏刘贯道《消夏图》卷、张彦辅《棘竹幽禽图》轴（皆藏纳尔逊美术馆），颜辉《钟馗出猎图》卷（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刘元《司马槱梦苏小小图》卷（辛辛那提博物馆）、鲜于枢《石鼓歌》卷（大都会博物馆）、元人《双钩竹图》轴（美国私人藏）等；张大千购入的董源《潇湘图》卷（故宫博物院）、《溪岸图》轴（大都会博物馆），郭熙《幽谷图》轴、吴伟《武陵春色图》卷（故宫博物院）、杨文聪《四贤山水图》卷（私人藏）、张风《古木高士图》卷（香港虚白斋）等；弟子王季迁所获王蒙（传）《林麓幽居图》轴（私人藏）、王原祁《辋川图》卷（大都会博物馆）、王翚《仿巨然山水图》轴（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等；叶恭绰所购赵佶《祥龙石图》卷、王诜《蝶恋花词》卷（皆藏故宫博物院）；蒋祖诒藏元人楼璹《耕织图》双卷（佛利尔美术馆），倪瓒《江渚风林图》轴（大都会博物馆），李珩《墨竹图》卷（故宫博物院）、唐寅《行书自书诗》卷（上海博物馆）及本展戴本孝《三绝图》卷等；周湘云的米芾《虹县诗》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米芾《行书向太后诗》页（故宫博物院）等；程听彝所藏夏圭《十二景图》卷（纳尔逊美术馆）；林尔卿、徐邦达、王季迁递藏的张渥《九歌图褚奂书辞》卷，徐邦达的李升《山水图》卷（皆藏克里夫兰博物馆）等；王伯元的尤求《葛雅川隐居图》卷（大英博物馆）、王原祁《严滩春晓图》卷（波士顿美术馆）、刘期侃《指画花卉图》册（佛利尔美术馆藏）、董其昌《仿巨然山水图》卷（比利时尤伦斯夫妇旧藏）等。其中诸多内府散佚瑰宝，后多经香港流向海外，成为现今欧美、日本等公私机构的重要馆藏。这部分书画有的并无吴氏题跋或钤印，然经其寓目之史实，皆确凿可据。

　　除上述流向海外的古书画外，吴氏更是关注江南一带尤其是沪上大藏家所藏。比如庞莱臣珍藏的董源《夏山图》卷、黄公望《快雪时晴图》卷（故宫博物院）、黄公望《富春大岭图》轴（南京博物院），唐寅《梦仙草堂图》卷、吴镇《渔父图》卷（以上两件皆藏佛利尔美术馆），龚开《神骏图》卷（大阪市立美术馆）、钱选《浮玉山居图》卷、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赵孟頫《楷书张总管墓志铭》卷、倪瓒《梧竹秀石图》轴（皆藏故宫博物院），石涛《黄砚旅诗意图》册（香港至乐楼）、王鉴《虞山十景图》册（苏州博物馆藏）等皆曾过目，对庞氏所藏，吴氏日记虽未一一详列，且庞氏所藏大都亦无吴氏本人题鉴，然据其日记仍可悉知，“余于庞氏画所见十之七八”。他如褚德彝、钱镜塘、冯超然、狄平子、孙伯渊、彭恭甫、姚虞琴、林尔卿、徐焕、潘承厚、刘海粟、魏停云、陈子彝、吴璧城等友人藏品，吴氏不仅如数家珍，且多有题鉴，比如耿平子旧藏的王蒙《青卞隐居图》轴，怀民的元人《百尺梧桐图》卷，孙邦瑞的张远《潇湘八景图》卷、赵孟頫《急就章》册、唐寅《款鹤图》卷，林尔卿旧藏仇英《右军书扇图》轴，王伯元的龚贤《山水十二开图》册，钱镜塘的文鼎《红藕花庄图》轴，潘承厚的弘仁《平冈秋林图》卷，钱镜塘的祝允明《草书李白五言古诗》卷等。

　　抗战时期离开紫禁城的文物

　　另一次最大的文物离开紫禁城，则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民国政府（1912-1949）为避兵火，将宫中所有重要文物自1933年分批南迁寄存上海，1936年又举迁南京故宫新建库房，至1948年，由民国政府总统蒋介石（1887-1975）下令将其中近60万件文物运抵台湾，其中书画8000余件。需指出的是，对于这批当时国内最为重要的书画珍品，吴湖帆亦十分幸运地于1933-1937年间得以数次观摩研究：1935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邀请赴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吴氏受当时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马衡之邀受聘为专门审查委员会委员，主要任务便是在沪审阅故宫所藏唐、五代、宋元明清书画，前后持续半载，最终选出175件参展品（可参见《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书画目录》）；1937年，又两赴金陵故宫库房，为全美展审查展品。因此，可以说，现今分藏北京、台北的两岸故宫旧藏书画巨迹，大多有经吴氏饱览研究，诸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传燕文贵《溪山楼观图》轴、卢鸿乙《嵩山草堂十志》卷、李公麟《免胄图》卷、李唐《江山小景图》卷、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吴镇《渔父图》卷、王蒙《谷口春耕图》轴、沈周《庐山高图》轴、唐寅《山路松声图》轴等，故宫博物院的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卷、马麟《层叠冰绡图》轴、王时敏《杜甫诗意图》册、仇英《蕉阴结夏图》轴等。期间，对于藏品真伪，吴氏皆作笔记，撰有《目击编》等，其中对所见两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真伪，当时已甚为明确，记道：“乾隆有数十题之多，实非真迹也”、“乃明人摹本，而御题反以为真，黑白颠倒，不胜可惜。”1937年再次审查之际，吴氏出于工作需要，秉持“公正”原则，力排众议，“量才使用”，果断舍“弟子”王季迁而荐“年少气勇，虽乏经验，当能实做”之“小友”——徐邦达为助理，检选期间所撰“审查稿”，徐氏曾借去“细阅”。可见吴湖帆于当时获观古书画之丰富以及其于鉴定界的核心地位。（连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