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中国，无论是传统文人的价值观，还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现状，皆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期间，欧风东渐，古今交汇，诸般思潮应运而生，体现于古代书画鉴定领域，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画学研究，亦有融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之趋势，系现今美术史学科形成与独立之转捩。因此，总结、梳理其间得失利弊，其迫切性与意义之重要，在当下尤显突出。

　　可以说，主要活动于20世纪上半叶，集创作、鉴藏与研究三位一体的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1894-1968，初名燕翼）之成就，不仅于其同辈中属佼佼者，其核心地位与巨大影响，更如王时敏（1592-1677）于清初画坛之情形。研究吴氏其人及其一生之鉴藏活动，对于链接、夯实20世纪上半叶古书画流传聚散史实细节，理解、厘清百年间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演变脉络，其特殊价值不言而喻。20世纪上半叶之际的大规模文物聚散，是当今海内外各大公私收藏机构格局定型前的最后一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海上吴湖帆为代表的古书画鉴定家，恰逢其时地见证并经历了这个历史性的聚散整合，所达到的卓越鉴赏水平更与这个特殊时代密不可分。

近现代书画鉴定学科的奠基者

吴湖帆与20世纪上半叶的书画鉴藏（上）

■凌利中（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

　　中国古书画鉴藏之宫廷与民间

　　纵观中国古书画鉴藏史，宫廷与民间，自12世纪以来，始终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唐宋主要围绕宫廷展开，元代（1279-1368）以降，随着文人画逐渐成为绘画的主流，引导了其后包括明、清两大收藏主体的产生：即皇家与士大夫。其中，明代（1368-1644）主要围绕私家鉴藏，尤以江南一带士大夫为主，而宦官、宗室与富商的涌入，亦成为明代鉴藏的一个特色。明代中晚期的士大夫以及书画鉴藏家，则构成了整个明代的鉴藏主流与中坚，如本展吴湖帆旧藏赵雍《青影红心图》轴系文征明、项元汴递藏珍品。

　　而明末清初至乾隆（公元1733年）以前的书画收藏，也延续了明代围绕士大夫、书画家与收藏家而展开的特点，尤于清初最为活跃，而书画商之鉴藏活动几乎亦与文人士大夫平分秋色。鼎革易祚后，江南藏品开始大量流向北方，呈收藏重心自南转北之势。此时崛起的一大批寓居京城的高官文人藏家，在文物北移并最终归入乾隆内廷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吴湖帆题己藏吴伟《铁笛图》卷所言“旧藏真定梁氏（梁清标），旋入乾隆内府”等。相对而言，此期的民间鉴藏活动则有衰微迹象，然如北京琉璃厂等文物市场肇兴，并于乾隆时期趋于繁盛，大量古玩商聚集于此，为一些文人鉴藏家提供了收藏机会，如吴湖帆旧藏南宋《晚景图》轴曾为阮元（1764-1849）于民间所获；宫中所藏，亦有部分为帝王赐予宗室成员、大臣，为之后的外流埋下了伏笔，比如吴湖帆旧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元赵孟頫《行书兰亭序》卷、鲜于枢《行书张文贞行状稿》卷（皆藏台北兰千山馆），葛长庚《草书足轩铭》卷（故宫博物院）、清王原祁《仿梅道人山水图》轴及吴氏所题赵孟頫《行书二赞二诗》卷（故宫博物院藏）等，皆属乾隆至光绪间诸帝赐出者。对此，吴氏亦屡有指出，“乾隆时藏成邸（永瑆）诒晋斋，后归荣邸（绵忆），再归定邸（载铨）。定邸为仁宗（嘉庆颙琰）少子，仁宗最爱之，分府时宫中旧藏所得独多”（题己藏赵孟頫《行书兰亭叙》卷），“光绪间，与孝钦皇后临本一幅同时赐吾乡潘文勤公（潘祖荫）”（题己藏传汤叔雅《梅花双鹊图》轴）等。

　　这种相对较为集中的情形直至晚清宣告结束。道光廿年（公元1840年）以降，清廷腐败，战争频仍，宫廷藏品最后一次大量流入民间，甚至转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海外公私收藏机构。比如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洗劫宫廷和圆明园，尤其是火烧圆明园，将园中所藏历代古书画如宋人《爵士奕叶图》等200余件焚毁或持向市场变卖。此间资讯，吴湖帆亦颇为关注，“清季光绪庚子（公元1900年）一役，定王笃信拳教，故联军入城，王不幸免，其第亦毁。圆明园一劫，所藏录出，此卷亦其一也。壬申（公元1932年）之春，（余）得于泗洲杨文清家”；而“顾虎头《女史箴图》卷绢本原迹，已于民初（公元1903年）游荡英伦（大英博物馆），无从再睹，幸存照相，略具梗概”；柳垞亦称，“《宫中图》为周文矩精心之作，数百年来藏之内府，为人盗出国外，现藏伦敦博物院。文物漂流，良可浩叹”（题杜堇《宫中仕女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清末民初宫廷书画的两次流散

　　清末民初最大的宫廷书画流散有两次。首先是末代皇帝宣统溥仪（1906-1967，1908-1911在位）随意将藏品赏赐臣工，又监守自盗，大肆窃取宫中书画达1200余件。其中一部分为当时所谓的国兵偷去变卖，有的甚至惨遭损毁，大部分则主要于天津、北京等地兜售，为当时诸多画商、鉴藏家如张伯驹（1898-1982）、完颜景贤（1876年赏给举人）、庞莱臣（1864-1949）、张大千（1899-1983）、惠均（1902-1979）、钱镜塘（1907-1983）、谭敬（1911-1991）、张珩（1915-1963）、王南屏（1924-1985）等寻觅获购。这批珍贵的散佚古书画，吴湖帆本人及其友人亦屡有斩获，曾兴奋地记道，“张中《芙蓉鸳鸯》二画，皆清内府旧物，在甲子（公元1924年）出宫时至天津售出，余以古物及现金易得，约六千金。据金城管理人说仲圭等画之柜为廿七号，廿六号柜即狄平子葆贤所有，有王蒙《青卞隐居图》与钱选《浮玉山居图》（上海博物馆藏），唐寅、仇英合作《云槎小景》卷（上海博物馆）等”，“（吴伟《铁笛图》卷）鼎革后流出，颜韵伯所得，辛未（公元1931年）夏归吾家”，“近收元吴仲圭《仿荆浩渔父图》卷子（吴莹之题本），曾入清内府，鼎革后始流入人间”（见故宫博物院藏吴湖帆1931年《仿吴镇渔父图》扇自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