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作为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其一生涉猎广泛，不仅在文学、美学、哲学、金石学、音韵学与考古学等诸多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中国上古文、民族史和小说戏曲等相关领域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全新的面貌。

　　伴随着20世纪初叶的西学东渐，西方美学、哲学、伦理学与心理学等著作不断被介绍到中国，而诸多学人对传统书法的眷顾，在促使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变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书法。王国维作为近代美学的最初引入者，其对以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为代表的美学观点与理论著述十分推重，并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撰写了《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以下简称《古雅》）一文，从美学角度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了全新阐释。正是得益于王国维等诸多先贤不遗余力的推动，近百年来的中国书法美学在不断的建构与发展中，也促使传统书法业已摒弃了凭直觉、重体验与顿悟的审美方式，逐步趋向重逻辑思辨、重理性和体系架构的现代审美体系中。

　　在缺少美学学科的旧中国，王氏书法美学观点的产生，并非从古典书法美学的话语体系中自然生发，而是在西学的渐次浸淫与融会中孕育而生。

　　“古雅”的概念及其产生成因

　　在西方学术思想与美学理论导入过程中，王国维是从研究、译介西方哲学和美学起步的。从1901年开始，他先后研读了康德、叔本华和文德尔班等人的著作，不仅认识到西方哲学、美学为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而且准确把握了其哲学、美学思想演变与发展的历程。1907年，王国维发表《古雅》一文，并将“古雅”作为独立的美学概念加以界定。

　　“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康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决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所说的“美术”，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不仅涵盖了绘画、书法、雕塑与建筑等诸多门类，还包括戏曲、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同时也特指非功利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独立于政治、经济与道德之外的审美领域的艺术“自律”。王国维高度评价了康德美学的历史地位，并在其美学思想中借鉴了康德理论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统合了西方美学流派的精髓，并揭示了现代西方美学侧重于探讨人的主体思维这一基本趋向。从王国维“古雅说”的提出来看，它是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的“优美”与“宏壮”（今译“崇高”）论延伸而来的针对中国艺术品评的一个概念术语。它的提出，并非即兴而论，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不仅涵纳了王氏的学术观念，而且与其针对中国传统文艺品评的整体理念一脉相承。

　　王氏“古雅说”的构建，一方面是得益于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另一面又观照了中国传统艺术尚雅的审美传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被动地卷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传统学术也从单一的内部的探索转变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双重参与的局面。从表面上看，“古雅说”是王氏在康德美学基础上进行的单纯的理论建构，但这种建构的基点却是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批判性思考。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它的产生，也正是“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中国自魏晋以来，在大量的文论、书论与画论中，并不乏尚雅观念，但在传统品评语汇中，并未将其作为思想体系加以梳理与诠释。从王国维将这一隐性概念作为新时期的艺术品评标准来看，这是其将西方美学和哲学精神同中国传统审美理念与品评标准加以糅合的结果。

　　“古雅说”的建构意义

　　王氏一生涉猎广泛、著述颇丰，但书法并非其专门的研究对象，而其针对书法美学的阐释，也仅仅是奠定其总体美学思想的一种论据。然而，正是这种意外之举，却使其成为20世纪书法美学的发端。

　　（一）拓展了传统书法的现代审美视域

　　王国维将中国书画之美纳入到“古雅”美学的范畴中，并涉及了书法的本质与艺术价值问题。在《古雅》一文中，王国维不仅建构了美学体系的“古雅说”，而且还阐述了有关书法等诸多艺术的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以及神韵气味等书画品评语系。

　　绘画中之布置，属于第一形式，而使笔使墨，则属于第二形式。凡以笔墨见赏于吾人者，实赏其第二之形式也。此低度之美术（如法书等）为尤甚。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吾人爱石刻不如爱真迹，又其于石刻中爱翻刻不如爱原刻，亦以此也。凡吾人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曰“神”、曰“韵”、曰“气”、曰“味”，皆就第二形式之言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学亦然，古雅之价值大抵存于第二形式。

　　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绘画等艺术形式的结构布局，在展现其内容要素这一层面上为第一形式，而诸如书法、绘画与碑帖等所展现的笔墨因素，则类属于第二形式。王国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古雅”是在第一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并以第二形式为具体表现的。第一形式给人以约束，而第二形式则给人以自由。第一形式阶段发展至第二形式阶段，有类于书法的自然美向艺术美升华的过程。我们通过王氏行文之间的关联，可以推断出“书法是以笔墨为表现的第二形式”这一命题，而这些具有独立形式的神、韵、气、味，以及使笔使墨，皆以第二形式存在。可见，对于传统书法而言，其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二形式上，即笔墨表现之美。传统书法是以笔墨为核心的表现语言，离开了笔墨这一载体，则很难形成其相应的深度与广度。

　　王国维通过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的阐释，将中国传统艺术同西方美学体系进行了有效统合，构建了“古雅说”的品评语系，为传统书法赋予了现代美学特质，也促使其后的书家于创作中，在整体把握结构布局的同时，更为关注笔墨的表现力，于无形中彰显了笔墨表现应有的审美意蕴。在王国维的美学世界里，书法虽作为其美学观点的论据而存在，但其所蕴涵的美学价值却深深地影响了书法的主体，在丰富了书法品评内涵的同时，又开阔了传统书法的现代审美视域。

　　（二）重新审视传统书法的功利观念

　　王国维以外化内、中西交融，运用西方理论与思维方法，结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创造性地构建了自身的美学理论，其诸多观点，对我国现代书法美学体系的进一步构建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古雅》一文中，王国维认为“凡以笔墨见赏于吾人者，实赏其第二之形式也。此低度之美术（如书法等）为尤甚。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在将书法划分为低度艺术的同时，王氏又强调“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须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王氏之所以将书法划分为低度艺术，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文艺过于功利，往往被当作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缺乏纯粹的艺术精神，而过多的功利性使中国的诸多艺术形式难以成为纯粹的艺术。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固有的功利性，王氏不仅在《古雅》一文中予以揭示，而且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同样予以痛斥，“‘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三）从西学的审美方式诠释了书法美的精神内涵

　　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古雅”的本质，与传统书画中的“神”、“韵”、“气”、“味”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涵，既含有形式的色彩，也兼具内容的因素，其在广义上指的是人为创造的有生命意态而又别具韵味的艺术美。

　　王国维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形式的产生，使表现对象从单纯的客体空间进入到一个新的具有生命意蕴的精神世界，获得了传达主体情感和精神内蕴的美学价值。在王国维看来，书法虽为低度之艺术，然其“使笔使墨之独立形式之价值”，大多存于“第二形式”，而古代书画品评体系中的“气”、“韵”等诸要素，同样是以第二形式为主体。对于传统书法而言，文字仅仅是创作载体，其美感的展现，不在于书写内容，而是笔法、结构与章法等形式要素所展现的整体之美。在“古雅”美学的建构过程中，王国维的深入阐释，则从另一个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上的启示：即通过西方现代美学的品评方式来审视传统书法的精神内涵，从外部世界来认识书法美。

　　作为清末民初的美学奠基人，王国维从思想到学术上，均受到西方审美观念与学术体系的深重影响，康德、叔本华、尼采，成为他美学思想和体系最重要的建构源泉。王氏“古雅说”的提出，其深刻之处在于，他在西方美学引进之初，便密切结合中国本土艺术特质，将传统书法的品评标准与西方美学有机结合，从西学的品评角度重新诠释了书法美的精神内涵，将中国传统文艺品鉴的话语范畴与西方形式意蕴有效对接，使传统的品评体系中原本内涵模糊、体验性强的词汇和概念在西方美学的构架中得以转换，并有效建构了全新的话语体系。

　　（四）深化了传统书法的形式美要素

　　针对中国传统艺术，王国维于《古雅》一文中作了深入分析后，在强调“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的同时，充分阐述了形式美的构成要素与精神内涵。

　　在分析传统书法这一层面，王国维更多地运用了形式美的构成分析法，重新审视传统书法的点画、结构与章法要素。王氏的观点，虽只言片语，也缺乏相应的系统整合，但他能够充分化用西方的美学概念与方法对传统书法进行深入探索，对于我们进一步认知书法所蕴含的形式美，具有显见的启发意义。这种启发，促使我们在广泛的实践中，得以重新审视传统书法中的线条组合、比例关系、轴线、平衡以及组织等形式美的概念。这些概念，为传统书法的现代阐释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向，尤其对后来书法美学的形式构成分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美学理论的渐趋形成。当代学者陈振濂、邱振中等人在书法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得力于这种书法形式美学的立场和分析方法。事实上，王氏“古雅说”的建构，不仅为其后的诸多学人搭建了深厚的学术渊源，并且对当代书法的创作、批评与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中国书法，王国维既无意于考究其学术的深浅，更无暇以逻辑推理。然而，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的王国维，在西方美学的观照下针对传统书法所进行的重新审视，正是以中西比较与融合的角度来阐述传统的书法艺术，此举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传统书法的形式要素，拓展了书法形式美的内蕴空间，而且对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有着重大意义。

　　结语

　　回望百年民国史，战乱和灾难频发，消解与重建共举，破除同创造并行，深厚的文化积淀与自由的文化同步交流。王国维“古雅说”的提出，正值20世纪初叶积贫积弱的中国向西方努力学习的时代。其时的诸多学人，正秉承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艰难地探索强国之路，王国维摒弃了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以虚怀若谷的开放胸襟针对西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索，其诸多见解不可谓不深邃。而今，重估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对于厘清传统与现代，尤其是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