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苏画刊》的工作经历是从1984年到1991年，前后算起来八年。跟我同一天入社的还有李建国、毛逸伟，当时因为人手不是很多，我们一开始工作就兼起了美术编辑与文字编辑的两项任务。

　　12期月刊三位编辑各负责四期，由于大家各持己见，每一期从大方向的拟定，主观的编辑思想的导入，到设计、编排的操作，个人主观意识明显扩张，12期的画刊跌宕起伏，封面看上去是基本统一的，里面的编辑思想却大相径庭。比如，我刚当编辑不久，朋友介绍说，在南京红十字会救助站那儿有一个展厅正在给几位云南、四川来的年轻画家作展览，我赶了过去，一看，哎……作品很有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与个性，于是彼此互相作了介绍，并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他们分别是张晓刚、叶永青、毛旭辉、潘德海、侯文怡，他们当时名不见经传，可是作品充满着才情，因为又是同代人彼此心心相印。这是我在画刊第一次介绍年轻的艺术家群体。接下来很多群体、青年艺术家进入了我的视线。

　　记得有一次，我有了个很好的选题，我觉得有必要针对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及当时的中国艺术院校的美术教育体系展开批评。这一年刚好出差去武汉，在一个极闷热的晚上拜访了周韶华，后来找了彭德，彭德听了也很激动，但是找谁写呢？谁先来操刀呢？为此后来我又专门去拜访了吴冠中，我想，如果吴先生动笔写了，这在中国美术界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反响，会引发出想象不到的效应。访谈中，说到关于批判徐悲鸿的美术教育体系，吴冠中很激动，侃侃而谈，他从多角度分析了徐悲鸿的美术教育体系的偏颇与狭隘，说到中央美院他也颇有微词，后来我也幼稚地提出艺术院校学习中国画没有必要必须将素描作为基础课来上的问题，记得吴先生没有回答我，他思索片刻绕回了原来的话题，这之中还说起徐悲鸿与刘海粟的关系，说到民国的美术教育，说到法国艺术教育给他的影响等等，访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离开时我一再请求吴老师一定给我们画刊写这篇文章，他说近来忙，让他再考虑一段时间。只可惜那时没有随身携带的录音设备，这个选题事后也不了了之了。

　　在南艺上学时，我们班只有5个同学，李小山、周京新、徐累、黄俊和我。毕业时李小山考取了张文峻的研究生，周京新留了校，徐累被分到江苏省画院，黄俊分到南通回了老家。

　　因为刚毕业之故，所以还经常去南艺玩。有一次碰到李小山，他说：“我有一篇文章，你帮我发表在你们的刊物上可以吗？”然后他大概地说了一些文章的内容，我说：“可能可以。”他说：“你肯定没问题吧？”事隔了3天，我再去南艺，李小山把文章交给了我。我大概阅读了一下，觉得很兴奋。文章里谈到的内容，虽然都是我们在宿舍里平时睡觉前后聊天而提到的一些问题及对当代中国画和一些对于当代画家的看法，但被李小山写成了文字，很多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更加直白，愈发感到刺激，有一种颠覆时代的感觉。

　　当天回到出版社，很快就将此文章交给了画刊的主编刘典章，并且我一再补充说；“如果发表，最好不要删减，要尊重作者的意图。” 刘典章看完之后也很激动，拍案而起，说：“应该发！太好了！”然后又将文章交到社里，当时的社长是位女性，叫索菲，她很支持画刊的工作，她看了文章后也激动了起来，随即召开了编辑会议，一致通过，加上了编者按，如期地发表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上下关于中国画穷途末路的大讨论，李小山因此而出了大名。这篇文章的发表所引发的连锁效应持续了很长时间，炸开锅似的在美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画刊的发行量也由此不断攀升。为此，画刊在全国从南到北召开了多次的有关中国画是否穷途末路的研讨会，各路英雄纷纷发言，种种批评与赞许的文章扑面而来，在好几次的研讨会上几位著名的理论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至今，当时的情境还历历在目。

　　刚进画刊时我就想，这份工作不错，如果一直干下去当然很好，又能广交朋友，又有乐趣，也很稳定。但是，看看周围正在从事创作的画家朋友，心里既羡慕又嫉妒，1985年，周思聪希望我能去考她的研究生，可是出版社怎么也不肯出证明，这条路被堵上了，而内心深处想画画、想创作的欲望一直没有泯灭，我觉得再好的编辑也只是编辑，再知名的刊物也都是为他人服务的，于是，慢慢地有了离开杂志社的想法。

　　1991年，我拿到了去日本的“艺术家签证”，去了日本。邀请我去的公司把我安排在神户居住，他们提供住房、工资，住房很舒适较宽敞，阳台上能看海，条件是一年提供两幅作品作为回报，自由的生活、自由创作就怎么开始了，这太理想太美好！那段日子我过得轻松愉快，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日本的泡沫经济来袭，公司举债累累宣布倒闭，是继续在日本待下去呢？还是回国？我考虑了几天。

　　后来，我成了职业艺术家，彻底地自由了，获得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了依靠、没有了收入，怎么养家糊口呢？艺术虽崇高，但是生活更重要，还是拿起画笔吧！忘掉那些不可逾越的山峰。就这样，我一直自由着！

　　（余启平，艺术家，曾任《江苏画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