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期第24版）

　　陈半丁所刻“家在选钱亭畔”可见一些旧文人的遗韵。“选钱亭”在绍兴。据《越中杂识》记载，东汉桓帝时，时任会稽太守的刘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清廉温厚，家无积资”，“体恤民瘼，兴修水利，重视农桑、奖励耕织”。《后汉书》评价“宠治越，狗不夜吠，民不见吏，郡中大治”。后来朝廷征召他回京，有五六位居住若耶溪山谷中的老人，赶来向他道别，并奉送一点儿小钱，聊表心意。最终盛情难却，刘宠只好收下几位老人各一文钱。出了山阴县界，便把钱投到了江里。刘宠去世后，绍兴修了“一钱太守刘宠庙”来纪念他，并临江构筑一亭，取名清水亭，当地人称选钱亭、一钱亭。

　　相比之下，宁斧成的“家在首都”和“家在北京北海北”已是白话文方式。“家在首都”章法取法古玺，流露出的却是现代气息。宁氏印章刀法雄壮，气势外露，刀痕爆破壮观。老北京的感慨中遮不住整个社会变化的新气象。毕竟，时代已经改变了。

　　曾经有一出很有名的戏叫“文姬归汉”，乃自古以来反复传颂的关于故乡情怀的写照。实际上并不是戏剧，就是历史现实。从衣锦还乡到背井离乡，身陷一种有家难回，有国难奔的困境，从小处说是家乡情结，从大处说，流露出的是家国情怀。

　　从唐人到宋人，庞大而强盛的帝国变成半壁江山，到后来的南宋，醉生梦死地“只把杭州作汴州”。李后主的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道出无尽的惆怅。他自己的国家亡于北宋，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结局一样。元代与清代在当时是异族入主中原。元代延续时间较短。作为“贰臣”的赵孟頫，去留皆难平复，只能“一生事事只堪惭”。清代变更最为剧烈，反抗的时间更长，镇压更为惨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反清复明，驱逐鞑虏，不仅仅有像傅山、黄道周这样的书家，也有很多的印人。

　　胡正言曾刻“家在镜山深处”以明志。胡正言（1580-1671）为明末书画篆刻家、出版家。原籍安徽休宁，出生在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又称次公，字曰从，号十竹。《金陵通志》记：“胡少从李登学，精篆籀”。崇祯时曾授职于翰林院，尚未赴任，清兵即攻入北京，福王南逃途中，竟将明国玺遗失。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之后，胡正言精心镌刻了龙文螭纽的国玺御宝，被授武英殿中书舍人。入清后，曾参加以太仓人张溥为首的反清复明组织——“复社”，并以“胜国遗民”自居，跋文中虽冠顺治年号，但仍署“前中书舍人”衔。辞官后隐居在南京鸡笼山侧，屋前种十余竿竹，故将居室名为“十竹斋”，足不出户，潜心研究制墨、造纸、篆刻刊书。首创“拱花”印刷，在印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主持雕版印刷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为划时代的印品。顾梦游曾作《胡曰从中翰七十》一首，诗云：“朝市由来多隐情，老思逃世未逃名。不将金马重寻梦，为感铜驼只掩荆。”

　　印人镌刻印章，并非想象中的月朗风清、风花雪月，整日皆为润格而奔忙。在特殊的时代，也会经历刀光剑影，危巢之下难有完卵。赵叔孺所刻“家在西子湖头”乃俞人萃用印。俞人萃（1897-1942）字序文，号荔盫，浙江余杭人。与丁辅之、高存道、高野侯、高络园、葛书徵等皆老友也。“抗战”爆发后，俞氏举家迁沪，与同在沪上的丁、葛、高三人，痛国土之沦丧，人民之遭灾，文物之受劫，共出四家之劫余印章，合成精装《丁丑劫余印存》二十卷。此书装成四函共二十册，以“浙西丁、高、葛、俞四家藏印集拓廿又一部己卯春成书”等21字依次编序，仅成21部。劫后余生，令人感叹。艺术珍品，值得分外重视。

　　“家在清风雅雨间”是齐白石为陈耀伦所刻印。印语出自陈玉秋所撰楹联“神驰洛水吴山外，家在清风雅雨间”。二陈同在川军二十四军中任职。陈耀伦（1894-1968），字仲光，和于右任、沈尹默、郭沫若等常有翰墨往来。1936年3月初，齐白石应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之邀，来成都作客，故而有机缘为陈治印。对照当时的情景，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军人也爱印、刻印。民国篆刻最大的特点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将各自对于篆刻的理解带入到印面中，更加丰富多彩。齐白石本身就是一个木匠。

　　乔大壮与方介堪分别刻有“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乔为白文，方为朱文。乔的风格与常见的金文印风格有很大区别。方的风格则一如往常。印文内容出自苏轼《醉落魄 ·离京口作》：“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家在何处？黄州、密州、杭州、儋州。乔大壮后来悲切国家之命运，愤而自沉苏州。

　　张大千后半生因为多种原因，离开大陆飘泊四海，时有“日暮乡关何处是”，“不知何处是他乡”的感喟。赵的印章为张大千所刻，“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一语既出，最能见证个人的心情、乡情、亲情、友情。巧的是，苏、乔、张都是四川人。有一种人被叫做“客家人”，不知身在何处，不知家在何处，不知路在何方。只有“何处是我家”的感叹和想念，夹杂着一丝丝感伤。有时“遥祭”更是一种心痛。无论清明祭祖还是冬至上香，更不用说逢年过节，祭拜祖先，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传统礼仪。远离故乡后，再也没月朗风清，只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或者只见“明月下西楼”。乡土是人的根基，承载了漫长岁月里许多人面对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承载了新生代在一个环境中成长的故事。

　　儒家文化产生于农耕社会。乡村是生存的主要文化土壤。农村是一种身份的划分，是革命语汇，远不如乡村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乡村的变迁意味着传统文化渐失最后的家园。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广大地域，直接与许多民间信仰融合，充满朴实的人伦，因而能够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领地。文明冲突渗透到乡村，儒家伦理如今很难再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20世纪上半叶，“乡村建设”一度成为时髦用语。梁漱溟深感世潮润及己身，阐发个人对“乡村建设”的基本看法并付诸实践，“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文化的根”可从“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前者是指乡村，后者是指国人所认同的儒道思想。传统的乡村是传统美德与习惯势力的混合体，“道德土壤”有保守性和顽固性，然而伦理的丧失，市场经济利益的渗透，出现艺术伦理真空。今日的书法篆刻生存环境都在城市展览馆或美术馆，都想在大城市安家，被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包围。

　　失去乡村这一最后的堡垒，意味着传统价值观的失落。乐在山水之间的田园牧歌被高节奏的商业化所取代。伦理道德领域丧失了神圣性，向世俗化过渡。曾几何时，又开始出现将一些生产场所冠以“园”的称号，一如前文所指出的乡村到农村的空洞化，工业园、科技园等被炮制出炉。概念随意偷换，混淆视听，造成一种误导。田园是融自然、生产、生活、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生活方式，生活与交流由此开始，诗书画印从中产生，故而这种方式一直为农耕时代的文人雅士们所赞美，也为近日深处工业时代危机中的人所向往。当然，世人皆非“桃花源中人”，时时会领教大自然的无情与残酷。然而在生存过程中，人将学会并懂得如何回避自然的暴戾，享受大自然的温存。在人对自然不断适应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归属感，从而认识到个体在天地、宇宙间的定位。所以说到底，田园实质上体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现代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是，田园生活展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不卑不亢的感受，一种亲切和谐的关系。

　　商业化、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侵蚀，流动人口持续增多，乡村空洞了，城市被分割了。家庭小型化，文化大家族消失。现代城市缺乏传统城市的秩序与形式，每栋住宅都是独立的，缺乏景观的整体感和统一美。单调的路网、千篇一律的建筑，令人感到枯燥无味。由于空间的隔离和时间的限制，人与人之间交往减少，关系淡化，没有时间进行交往，情感交流，没有时间与自然亲近，更没有人来拷问灵魂，没有人来关心爱情、友情、亲情、乡情。人的精神世界在物质日益丰满的背后，越来越苍白。艺术灵感飞快消逝。在这样一个爱情速配、利益至上、道德缺失、精神空乏的时代，失去的不仅仅是田园，精神家园也一点一点被剥夺，只剩下了生存的疲惫和心灵的不堪重负。

　　从农耕社会迅疾转变成工业社会，高速有效的商业机制把人变成了生产消费机器的零部件，打造成“一根根螺丝钉”。个人的脆弱、渺小、无根、漂泊，无法守候精神家园。精神家园是人自身属性的体现。就是个人自认为最美好的，并且一直努力追求、努力实现的梦想和希望，通过对利益的调节而安顿灵魂，否则身心便处于无穷的焦躁与不安之中。相对于茫茫宇宙来说，人极其渺小，在时间维度中是有限者。由于世界的无限性，人总是要面对着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始终对人的心灵造成压迫。为了缓解这种压力，致力于寻找一种精神归宿。人的心灵可以得到安宁，在不稳定的世界中藉以求得稳定，在多变的环境中求得永恒。

　　席慕蓉曾经说：“孤独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写诗？真的是因为寂寞。诗是在一无所有的荒野里，想办法找来一些材料盖起来的一个挡风避雨的房子。”乡情永远割不断，无论你我身在何处。故乡无论经历多少次变迁，形貌是次要的，关键是驻扎在人心灵深处的感受，寻觅“心灵故乡”，是各自的精神家园，也是最后的家园。时下面对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世界。人的内心往往因为外界的喧嚣而更加封闭，故意想忘记的，恰恰是无法忘怀的。身处“后现代社会”，世人想念简单安宁的日子，在日常生活中交流、动手、用心。

　　印学即“人学”。人学即心学。印章写性情，也写心情。篆刻是可以慰藉孤独的艺术。印人在孤独时不妨刻一方“家在×××”的印章，不但是“方寸之间见大千世界”，而且是“方寸之间见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