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 1904-1996），曾为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艺术史学科中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与思想史界的以赛亚·伯林齐名，长期以来被公认为美术史界的传奇。夏皮罗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四卷本的选集中，它们是《罗马式艺术》（Romanesque Art, 1977）、《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Modern Art: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1978）、《古代晚期、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艺术》（Late Antique, Early Christian and Medieval Art, 1979），以及《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1994）。夏皮罗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其中包括美国国家书评奖和米切尔艺术史奖，均颁给他的代表作《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

　　《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是夏皮罗90岁高龄时出版的四卷本自选集中的最后一卷，是他在前三卷艺术史研究自选集的基础上，对艺术史方法的一次回顾和总结。

　　选本由11篇论文构成。《视觉艺术符号学中的某些问题：图像-符号的场域与载体》（1969）处理的是图像符号学的问题。论文所说的绘画的场域（field），其要素主要包括：图底、边框、位置、方向和形制；形制又包括形状、比例、轴线、尺寸等。而论文所说的符号载体，则包括由墨水、颜料所构成的点、线、面等图像-实体（image-substance）。尽管从今天的有利角度看，文章所涉及的图像符号学知识稍显简略，但它却是该主题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

　　选集的第二篇论文是《论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贯及统一》（1966）。此文与其说是正面立论，还不如说是深刻地检视流行于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的种种假设；与其说是在论证艺术品的完美、融贯，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还不如说推翻了与论题相关的大量习见。但批评性地考察这些假设，并不会导致审美任意性（或者也可以进一步称其为美学虚无主义），因为，尽管作为个人，他对艺术品的这些品质的认知总是不完整的，但人们却可以寄希望于集体合作，寄希望于在经过一个时间段以后，可能就某些品质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

　　众所周知，《风格》是夏皮罗的名篇，是他为《今日人类学：百科全书条目》（Anthropology Today: An Encyclopedic Inventory, ed. by A. L. Krob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一书中的“风格”（Style）所撰的词条。它是艺术史（论）文集的选家们必选的力作。不过，很少有哪个选本会选印足本。中文里也有选本刊印，但不到全文的五分之一。因此，我们很高兴利用夏皮罗选集的中译本出版之机，将这一鸿篇巨制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来。对于这篇本身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大作，我认为任何概括性的介绍都不可能是全面的。所以，读者最好自己去阅读。我还建议，此文可以当作艺术史专业学生，或者对艺术史感兴趣的非专业学生的入门读物，因为它对艺术史这一学科的最关键术语，作了至为清晰的梳理，不啻为一部浓缩了的西方艺术史学史。

　　对我个人而言，《批评家弗罗芒坦》是这个集子里最让我感到欣喜的佳构。这篇精美雅致的文章，涉及夏皮罗对批评或鉴赏方法对于艺术史的重大价值的考量，更一般地说，涉及夏皮罗本人对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不妨这么说，涉及夏皮罗本人的治学风格，他在艺术史界的鲜明形象的自我写照。

　　这个选集中最著名，同时也是被诸多文集选用最多的文本，当然要数《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札记》。由于它的重要性，笔者已经对它及《再论海德格尔与凡·高》，作另文处理（参见《艺术史与哲学的界分：论海德格尔-夏皮罗-德里达之争》和《艺术史的人文主义传统：再论海德格尔与夏皮罗》，均载《艺术的理论与哲学》中译本“译后记”）。

　　《关于弗洛伊德与列奥纳多的一次艺术史研究》《弗洛伊德与莱奥纳多补记》是另外一组重要文章，它们同样也是夏皮罗最著名的论文之一。前者是一篇博学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杰作。作者采纳了语言学、民俗学、古典学、人类学、宗教学等让人眼花缭乱的科学知识，从容出入于古希腊、拉丁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献，大有倒海倾昆、探囊取物之势。

　　本选集的第9和11篇文章，相互关联。《狄德罗关于艺术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和《论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都是处理艺术家与社会（具体到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夏皮罗对“艺术与社会”这一课题的复杂性的认识，使他与庸俗的艺术社会学、粗疏的艺术社会史，以及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区别开来。

　　从《贝伦森先生的价值标准》中，读者或许可以见识夏皮罗更为深沉厚重的关切。这篇文章发表于1961年。由于夏皮罗对贝伦森的苛评引来了著名人士的不满（其中包括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因此，夏皮罗在90岁高龄出版这个选集时，仍将它收入在内，说明他对贝伦森的那个基本评价，并非一时之论，而是决定之举。

　　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欧美最杰出的艺术鉴定家和艺术史家之一，与意大利鉴藏家莫雷利（Morelli），英国伟大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构成欧美古典艺术鉴藏金字塔的塔尖。对于这样一位传奇般的知识精英和社会名流，夏皮罗相反却作了极其苛刻的评论。他批评贝伦森将才智用于个人财富的积累和享受，而又时时隐瞒其收入来源；他批评贝伦森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两次改变宗教信仰，却用宗教语言推销艺术品；他还批评贝伦森思想狭隘、趣味固结、对新生事物缺乏兴趣，并且恶意指责现代艺术。夏皮罗对贝伦森的批评是否有理，见仁见智。但是，在这一批评中，我们至少可以获知夏皮罗的性情，他的深沉关切，以及，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欧美学者的求真意志、道德感与其批判精神之间的关系。

　　总之，夏皮罗自选集的第四卷，收入了他关于艺术理论与艺术哲学的最重要作品。他极其清晰的论辩，优美雅致的散文，异乎寻常的博大精深，透过丰富多样的探索领域，引领读者在诸多课题中探幽揽胜：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与批评的社会角色，赞助人与艺术家、精神分析与艺术、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等等。

　　夏皮罗融汇人类学、语言学、哲学、生物学及其他学科的广泛资源和批评方法，厘定了诸如“绘画风格”、“场域与载体”、“内容与形式”之类极其重要的语义学术语；阐明了弗洛伊德论达·芬奇、海德格尔论凡·高的著名文本中隐匿着的意图；反思了伯纳德·贝伦森的批判性方法，以及狄德罗和弗罗芒坦写作中的社会哲学。通过这些文章，夏皮罗为我们提供了安顿我们往昔的方法，理性与激情皆备，方法与创意并存。在这样做时，他激活了我们对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独立的极端重要性的信念。

　　（沈语冰，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