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在鲁迅美术学院进修。那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得不宽裕。人穷时，往往更质朴，相互谦让与帮衬。我是进修生，去食堂吃饭是议价的，比正式学生的饭菜要贵很多。老师便号召大家把剩余饭票卖给我，让我享受同等待遇。

　　版画系杨全友老师搞到一个寺庙壁画的“大工程”，苟富贵，不相忘，他把系里老师以及所教学生都拉入“工程队”，带领大家一起“发财”。

　　那是一段极其快乐的时光，白天画画，伴着几位老师的段子，欢歌笑语。多数时候，我在一旁浑水摸鱼、滥竽充数地干些杂活。到了傍晚，我们踩着夕阳，尾随着老师钻进“小饭馆”，拍黄瓜、拌豆腐、拌黄豆芽、狗肉汤，偶尔才会点上一盘红烧肉，白酒、啤酒都有。我虽然跟着起哄，吃得却最少。因为自己是外来进修生，我心里忐忑不安，知道老师、同学们的热情带有友善和帮助，所以自己格外敏感，保持一份矜持。心里却极向往这种热烈氛围，尤其夜晚，大家像亲人一般围坐着，去除我身在异乡的孤独。

　　没有不散的筵席，这般快乐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半个月，工程进入尾声。记得我在画室画画，杨全友老师站在门口示意我出来，教师走廊静静的，他拿了一沓钱递给我，说：“这是500块，省着用。”不容我推辞，他转过宽大的肩径直走了。我躲进厕所，松开裤带，把钱放进秋裤的小兜里。那是母亲为我外出专门缝制的，线很密，一分钱也掉不出去。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大画家最豪华的配置是一套25本的《世界巨匠》外文画册。在出版业极其落后的状态下，谁占有资料谁就是占领了高地，就可以与世界大师对话、学习、交流。拥有这套画册，就是身份的象征。它的荣耀，远远高于今天哪个画家买了一套别墅。腰缠500块钱，我马上有了买一套《世界巨匠》的非分之想。

　　我请在北京进修的同学到外文书店购买这套画册，花去了450元。当两纸箱25本画册寄到，我血往上涌，同学们也围了上来，每递给他们一本，我都会说：“小心翻，别折页，不要摸脏了。”那时我虽然带薪进修，但才从58元月薪调到90.5元。这套画册是我最昂贵的财产，而且它似乎可以承载我的画家梦啊。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系主任让我到系办接电话，我边走边琢磨，谁打的电话？有什么事吗？当我拿起电话，另一端是女朋友的声音。她的父亲将在哈尔滨一家医院做二次开颅手术，极其危险，生命是否安全还不知道，所以她的家人希望我能到场。放下电话，我不知所措。去，路费呢？吃住呢？不去，女友无助的声音让我如何拒绝，何况这等大事儿，他们对我的要求也是一份信任。回到住处，仍然先看到那两箱画册。彼时，烦恼地翻着它们，心一激灵，把它们卖掉？将来有了钱，还可以再买画册，我不停地自我安慰。

　　版画系万兴泉老师知道了我的难处，他说有位教育学院的朋友看到他书柜里这套画册时也想搞一套，就卖给他吧。当天晚上，我面前出现了与我年龄相仿的隋丞，略带城里孩子的傲气。他把钱递给我，我认真地一张一张数，然后我们各抬一个纸箱，放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隋丞用麻绳捆了又捆，还拼命去摇晃它，生怕纸箱掉下来。他踢开自行车架，一脚踏在车蹬子上，另一只脚支在地上，回头对我说：“哎，刘春杰，这套画册在北京已经卖到550元一套了。”话音未落，自行车窜出去几米，随之消失在夜色中。

　　450元钱，厚厚的一沓，它们带着我去了哈尔滨，见到女友和她的家人时，真觉得应该来。因为那时他们极其憔悴、焦急。一边面临生死别离，一边面临医护人员的麻木。那段日子很难捱，但又不得不捱。我陪着女友及家人，熬过了半个多月，好在手术成功，天佑我们。

　　之后的日子里，我奔走在未知的路途中，几乎不想再提及这件事儿，也不想触碰昔日的神经。对于隋丞，我当然心怀感激，却又挥之不去当年他得意的一瞬间。我们天各一方，知道他在深圳发展得极好，也常在画展或媒体上见到他的作品，如果想联系，也方便，但我始终没有主动找他。为什么？也说不清楚。终于，去年底的一个研讨会，我们见面了，隋丞一脸温和厚重的笑，洋溢着书卷之气。那一刻，27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们松开双手，忆起了往事，如今远在美国的杨全友老师一家，还有万兴泉老师……我们聊了许久，忆及了许多，分别时隋丞说：我当年付的是30年使用权的租金，时间快到了，那几十本画册还是要“完璧归刘”的。

　　数日后，快递送来了两个纸箱，我打开，25本《世界巨匠》，一如27年前，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张书法便条上写：

　　春杰兄，这套画册我替你保存了近30年，还你。

　　隋丞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此刻，这首歌缠绕着我，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