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归去来兮

　　从西泠印社社长人选说起

　　文／潘嘉来（杭州）

　　西泠印社是很特别的艺术社团，其最特别的表现是对社长人选近乎洁癖的高标准，从吴昌硕到饶宗颐，历任社长无愧于艺术宗师与引领学界的大家通儒称号。百余年来，正是这份坚守使得西泠印社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仰慕和尊敬，有“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誉。

　　西泠印社坚守的是什么？是我国传统文化和学统的纯洁性与价值准则。然而，随着时代更迭，能够承继这份重担的学人已是寥若晨星，环视宇内能够胜任西泠印社社长之位者凤毛麟角。西泠印社原是具有江南地域特点的印学社团，从吴昌硕到赵朴初五任社长均为江南人士。赵朴初先生仙逝后，南方已无社长可选之才，社长之位空缺两年后由北方学者启功先生继任。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仙逝，社长之位又空缺了六年，直到2011年12月13日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继任社长。饶公之后又当如何？西泠印社曾有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之议，或许扩展至国际范围内延聘社长？笔者真不敢设想了。其实社长之职长期虚位以待是西泠印社的传统，在百余年的建社历史中有60余年社长之位就是空缺的，这种空缺支撑着西泠印社作为学术团体的尊严——学术当前宁缺勿滥！

　　西泠印社七任社长均为传统型学者，其中吴昌硕、张宗祥为前清秀才。马衡、沙孟海、赵朴初分别毕业于南洋公学（肄业）、浙东第四师范学校和苏州东吴大学。启功、饶宗颐两位最具有典型性，均为中学辍学，或随名师游，或浸淫于家学书斋、访学诸邦而成就一代宗师。马衡、沙孟海、赵朴初三位虽毕业于学院，而所学则另有师承，譬如马衡与叶浩吾，沙孟海与冯君木、陈屺怀，赵朴初与关絅之等。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学院教育体系并不是培育传统型学者的合适场域。不算地方性的大专院校，我国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包括一些蜚声海外的名牌大学、国内重要的美术院校，虽掌握着巨量的教育资源，每年的教学经费多则超过百亿，少则数十亿，麾下教授、博导如云，却培养不出一位合格的西泠印社社长，不得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西泠印社社长人选之缺折射出的是我国故有学统体系的衰亡与断裂。我国传统典籍有经史子集四科，蒙童在读经识字的同时练习书法，书法的范本有历代碑帖，碑帖涉及远古文字与史料，与经书可互为印证，与此同时“书画同源”，有余力者又可旁涉绘画与金石篆刻。若有名师指点，经数十年苦学即可成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传统学问家。近代以来我国又有两门显学，一甲骨，二敦煌。前者涉及我国最古老文字的释读与殷史考证，后者涉及佛学、东西方交通史（中华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互见）、古代东西方语言文字（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巴利文、西夏文、佉卢文、梵文、古波斯文）研究及隋唐绘画雕塑等。在这两个领域学有成就者方可为学界翘楚，杰出代表者有王国维、陈寅恪和饶宗颐等。1905年，光绪帝下《废除科举制谕旨》废掉了传统学术的功用。1912年，蔡元培在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任内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一概废止读经，废掉了传统学术的方法路径，至此，我国故有之学统穷矣。

　　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说：“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毫无疑问科举制度必须废除，然而，中华民族从来为自身数千年文明从未有过间断而自豪，近百年来我们却以各种文化运动的方式一次次地强行撕裂自己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如此这般地义无反顾，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是难得一见的。面对价值观日渐缺失的当下，面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陷入魂无定所、行无依归的困局，回首那一刀，短痛已经变成了长痛。

　　我国有优良的民学传统，正如黄宾虹先生所说：“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封建政治和为他们制定的礼乐崩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竞相辩难，遂有了各自的学说。师儒传道设教，贫民有自由学习和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这种精神便是民学精神。其结果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唐宋以降民学的载体就是书院，笔者在此呼吁社会有识之士捐资兴办书院，追寻朱熹、王阳明诸位先贤的脚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添一抔土，为中华传统学术的复兴播一粒种子。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潘嘉来，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