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提起主题性创作，似乎总是多多少少会被蒙上几分揶揄的色彩。主题性作品在很多人脑海里，常常会与一些宏大沉重的历史题材和仪式感，典型化、脸谱化的领袖或英雄形象，以及雷同的构图与画面气氛等等这样的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它与政治有关，与意识形态有关，与国家意志有关，与特定历史时期有关。

　　一般来说，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传统，延续的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之所以长期以来受到揶揄甚至批评，主要是这种主题性创作在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特殊时期中过于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所谓的高大全、红光亮），艺术家几乎没有多少创作的能动性。由于时代的惯性，这种创作观念和面貌时至今日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从概念上来看，主题性创作事实上没有强烈的时代指向性，它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实践中。美术史上无数的经典作品也告诉我们，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从来都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委托人”和绝对主题。“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历代名画记》）。不论是《历代帝王图》、《永乐宫壁画》、《瑞鹤图》，还是达芬奇、伦勃朗或者大卫，都是信手可拈的例子。而这些作品及艺术家的艺术成就，早已毋庸置疑。

　　美国华裔女艺术家林璎创作于1981-1983年的《越战老兵纪念碑》（华盛顿）就是一件典型的主题性作品，以极少主义的风格和极具象征意味的手法，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人性的深刻体悟与思考，得到了从政府层面到社会大众的普通认同。“它的平面性、延展性和反射性与传统纪念碑的崇高、宏大、雄伟形成了鲜明对比。”（邵亦杨）

　　主题性创作本身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我们今天之所以对这个概念别有感触，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主题性创作与艺术家个性与才华之间的错位造成的。主题性创作几乎变成了“政治行画”的代名词。

　　毫无疑问，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我们今天、以后都离不开主题性美术作品的创作。目前，中国正处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重要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阶段，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社会等许多层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要求，对主题性艺术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问题在于，创作什么，怎么创作，为谁服务。

　　与艺术家个人化的艺术创作不同，主题性创作更能代表和凝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意识、荣誉意识，尤其在国内外形势复杂，文化、道德、环境等问题突出的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百姓，都在呼唤和期待真正有民族精神和文化担当、反应时代声音、有较高艺术感染力的主题性作品。

　　是时候为主题性创作“正名”了。

　　如今，主题性创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意识形态与艺术个性的矛盾，而是社会对于优秀作品与艺术家对于主题性创作刻板而惯性的思维之间的矛盾，是主题的深刻性、代表性与艺术语言和手法的时代性与契合性之间的矛盾。现在很多艺术院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都不愿意从事在他们看来陈旧、古板的主题性创作，而是更多地沉浸在材料和观念的游戏之中。而当观念艺术越来越走向“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冥想呓语和自娱自乐时，人们不经意间才突然发现，原来主题性创作才需要更大的勇气、更深的担当，以及更广的视野。

　　一个时代的主题应该由这个时代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亲历者去抒写。

　　老一辈的艺术家用自己的人生和艺术见证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主题，今天，这个重担落在了大批已经以及正在崛起的70后、80后甚至90后艺术家身上。要真正让主题性创作祛除“政治行画”的标签，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政府导向以及展览、比赛的评价体系上，要提倡形式和手法多样、主题灵活的艺术创作；学院教育中，老师要让同学们正确理解主题性创作的重要性和时代意义，鼓励学生从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入手，用新的艺术观念和手法为这个时代发声，让主题性创作真正走出“政治行画”的宿论，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