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傅山38岁，这一年，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走到了末路，当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山西时，明大学士李建泰奉旨督师援晋，名振一方的傅山在李建泰的盛情邀请下出山。后来，由于义军迅速占领晋南，李建泰得知其家乡曲沃已陷，便无意进军，退兵保定，傅山遂知事不可为。甲申（1644年）八月，清兵入关后不久便挥师入晋。傅山很快由反对义军转变为反清。为了保持气节，免遭剃发和从事反清活动的便利，傅山到寿阳拜还阳真人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士，排辈份为真字辈，取名真山。他穿朱衣，自号朱衣道人、丹崖翁、松侨、侨黄老人等，无不寓有对朱明的怀念和国破家亡的沉痛。

　　他还以行医作掩护，四处云游，进行秘密的反清活动。顺治六年（1649年），他参与了汾州义军的反清斗争。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又参与了宋谦在河南举义的策划，失败被捕后经人营救出狱。

　　顺治十六年（1659年），傅山“南游浮淮，渡江至金陵，复过江东，北至海州”（丁宝铨《傅山年谱》），海州，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今存于太原市晋祠博物馆的一幅傅山草书真迹《东海倒座崖》诗轴，便是傅山日后书录的创作于此行的一幅书作。表现出傅山坚决顽强的抗清斗志，是作书法充盈磅礴之气，望之令人肃然起敬。

　　傅山一生志节，不可谓不奇，而一个“奇”字的背后，也正是这种刚介、奇崛的人格力量，深深地感动着人们。标举真率、反对奴俗，可谓是傅山一生思想、艺术、治学的精神内核，先生之斥俗倡真，具有着非凡而伟大的时代意义，傅山认为，只有独立思考，尊重个性，不拘成见，才是思想、艺术乃至一切社会发展的前提保证，这种精神贯彻于书法创作中时，便同样表现为主张张扬个性、独立鲠骨的艺术精神。他曾在《家训》中就书法问题告诫儿孙：“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除去论书，那结尾处短短的一句“不惟字”，才真正值得人们去玩味，去思考。

　　傅山非常重视书法学习、创作和研究的渊源有自，他不媚时，不谄世，主张师法古代书法作品，尤其是对先秦、汉魏书法的重视和深入研习，达到了时人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他曾说：“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杂记》），就表现了他对古代文字潜心钻研、学而不厌的学者态度。

　　同时，傅山也是清初中国书法由帖学转进为碑学的关键时期的一位革命者、实践家，基于他对碑学的影响和贡献，300余年来，傅山始终是书法学界公认的17世纪碑学的开山鼻祖。他曾讥讽作字之人如不能抒放心胸，那么便会沦为“卑鄙捏捉”。安排布置，矫揉造作，外表看上去规矩中正，但却失去了书法创作最重要的“天趣”。进而讨论书法家思想、精神的自由和真率时，更是提出了著名的“四宁四毋”的书学主张，是所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四宁四毋”，集中体现了傅山的自然美思想，同时也是他一生做人的准则。

　　傅山对于二王书法，浸染极深，现存作品中，很多都是临摹二王法帖的传世名作，如《临王羲之〈伏想清和帖〉轴》、《草书临王羲之〈诸从帖〉轴》、《草书临王献之〈安和帖〉轴》、《草书临王羲之〈明府帖〉轴》等，均表现出傅山对二王的熟稔和偏爱。傅山书风在晚年不但没有了米、黄、赵、董的痕迹，而且更加倾向于“二王”书风，开创了碑学的“阳刚之美”的风气，是以往的以“二王”为首的阴柔书风的变革，从此便开创了一代新的强烈的书风书体形式，是书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

　　艺术创作需要激情和热情，草书创作亦是如此。高度的热情之后其实需要的是高度的自控能力，收放自如，笔法得当，才是优秀艺术作品产生的途径。傅山的书法作品有时候难免会给人一种难以驾驭的感觉，这也许说明了他的笔法有一点放任过度了。但正是这种狂放的笔触，才使得傅山真正超出了其他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