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石窟艺术源远流长，分布广泛。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从新疆的拜城、库车、吐鲁番到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到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宋代石窟艺术集中在以重庆大足为代表的四川地区；到了元代，可以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绝唱时期，集中代表当属杭州的西湖石窟群。

　　湖光山色间的石窟艺术

　　杭州从五代吴越时期起，历代钱王以“信佛顺天”为宗旨，大力倡导佛教，优礼高僧，修缮、新建寺院不断，并且于西湖周边的山岩洞壑中开窟造像，至宋元明一直延续不断。西湖周边的群山中散落着大量五代宋元时期的石窟造像遗存，统称为“西湖石窟群”。这大小10多处石窟组成的石窟群，分布于西湖周边的紫阳山、凤凰山、宝石山山麓，以及西南山麓的南高峰和西北山麓的飞来峰。根据相关学者的考察梳理，主要有以下几处：

　　西湖西北岸的飞来峰：灵隐寺对岸的飞来峰石窟造像，是规模最大的一处石窟造像群。石窟依自然山势开凿，飞来峰东段有三个天然石洞，洞门南向的叫青林洞，又叫金光洞，东南向的叫玉乳洞，北向的叫通天洞，主要的造像就在这三个洞的门内和门外，三洞之西，也有几十个大小龛。在溶洞和岩壁上共计有窟龛100余个，造像300多尊。飞来峰石窟的开创时间，最早是在五代末期（后周广顺元年），最晚到元代。而飞来峰元造像，是全国最多的一处，也是全国雕造罗汉像与西藏喇嘛教供养造像最多的一处。

　　西湖西南岸的烟霞洞与石屋洞：烟霞洞在龙井寺东翁家山下的一个天然洞里。洞中除西壁刻一炽盛光佛、一佛两僧、一佛两菩萨、一孔雀明王像和一座佛像外，其余两壁刻满了罗汉像。但西壁内第一身布袋和尚像与北端第二身地藏菩萨像却是后代补刻的。因此实际上洞内西壁的罗汉像只有十六身。营造时间，应该为五代。洞口外西壁的五重塔，和东西塔两菩萨是五代吴越王时所造。最外面一僧一居士像，又是宋代所雕造。烟霞洞洞口左右两尊菩萨立像，为宋代菩萨造像的精品。

　　石屋洞在大仁禅寺后面，为马蹄形西南向的大窟：满壁雕出小龛，内雕造一身或两身罗汉像，龛下有五代“开运”、“显德”等题记。正中一佛、两僧、两菩萨、两天王的雕像，是西湖一代石窟群中最美丽的一铺造像。

　　西湖东南岸八卦田、将台山、慈云岭等处的摩崖造像：八卦田在天龙寺北山坡上，有摩崖三龛，五代和南宋时所开凿。其北将台山中的南观音洞，是天然洞中的摩崖造像，南宋时期开凿的。慈云岭南山坡下的资延寺摩崖两大龛，为五代时的标准像。北龛的地藏菩萨与六道轮回像，又是杭州一带独有的题材。

　　西湖东北岸紫阳山一带的造像：最主要的是山南宝成寺内元至治二年（1332）右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家奴所造的麻曷葛拉像。以及坐落在七宝山紫阳小学内南宋通玄观遗址的道教的三茅真君造像和元始天尊造像。

　　独具特色的罗汉像

　　十六罗汉像是晚唐时期石窟艺术中新兴的题材，吴越钱氏在江浙地区为高僧大德大力兴建寺庙，发扬禅宗。这一时期的佛教窟龛中涌现了一大批罗汉造像，营造于五代后晋天福、开运年间（公元937-946年）的烟霞洞，现存造像十五尊，其中的十六罗汉造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十六罗汉造像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宋代才有十八罗汉的记载，石窟造像中很少见到的十八罗汉，也能在飞来峰宋代雕凿的金光洞中见到，在洞东口处石壁上凿有一石床，俗称“济公床”，床上层有十八罗汉像，姿态各异，可惜头部都已残毁。金光洞洞口外壁还有小罗汉石刻造像116尊。

　　除了这些“小罗汉”，玉乳洞有高约一米的罗汉20余尊，形态各异。由于所处环境山石丘壑当中，不禁让人联想到美术史上众多的罗汉像，却是很多或端坐山石中、或藏身树洞中，至今在杭州文庙中还立有传为五代画家贯休所作的罗汉像刻石。

　　在西湖石窟的众多造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飞来峰中部摩崖龛所雕的布袋和尚和十八罗汉群像，布袋和尚一般称之为“大肚弥勒”，明清以来的寺院里都塑有此像。相传布袋和尚的原型为五代时的高僧契此，其体态硕胖，常荷杖布袋行乞，人称布袋和尚。行踪无定，爱嬉戏小儿，后入灭于西湖岳林寺。第十五号龛的布袋和尚，袒胸露腹，憨态可掬，依布袋坐卧，左手持念珠。与体态硕大的大肚弥勒相比，旁边的十八罗汉像显得十分小巧。整组造像雕刻的手法夸张，与周边密教梵式造像的庄严肃穆形成极大的反差，布袋和尚不但完全中国化，而且更透露出世俗化和戏剧化的成分，少了宗教的严肃气氛，多了人间的欢愉景象。

　　集中的梵式造像

　　元代倡信喇嘛教，曾于江南地区设释教都统。当时驻杭州为都总统杨琏真伽，在其监督下，在灵隐飞来峰广造龛像。由于蒙元上层的推崇，具有密教风格的造像活动在此得以延续，其中465、462、463及285龛皆为密教风格的窟龛，95、464龛为密教影响的传统密教洞窟。除此之外，全国其他地区此时的开窟造像已很少，而且一般规模较小。从某种意义上说，元代飞来峰石窟造像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动人篇章。

　　飞来峰第50龛的元代梵式造像多闻天王，又称毗沙门天王，是佛国须弥山北方的守护神，这里的造像却是骑坐猛狮、形象威武的天神形象，让人想到北京居庸关过街塔上的元代四大天王形象，这都是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雕刻艺术。

　　此外，杭州宝成寺还有元代“麻曷葛剌圣相一堂”，此为一铺三尊的造像组合，中间主尊麻曷葛剌手捧一个人头，呈箕踞状立于一具仰尸之上，尸体下则是覆莲座，莲叶上亦有纹饰，最下面则是单圈连珠纹。主尊一侧为骑象侍者，另一侧为骑狮侍者。麻曷葛剌汉译为“大黑天神”，源于古印度的崇拜，后作为佛教的守护神，具有战神、财富神和冥府神等几种性格。可以说，以藏传佛教为代表对密教大黑天的崇信深刻影响了西夏、蒙元王朝乃至明清宫廷的宗教信仰。

　　历史与文化的图现

　　飞来峰通天洞外第16号龛，在第7、第9龛的下面，横列着一行七身的浮雕。由西向东分别为：虔诚恭敬的比丘像，从其旁边漫漶的题记中可以推测应该是“唐三藏玄奘法师”；其后是三人牵着两匹马的浮雕，可惜造像有损毁，其中有一“朱八戒”题记可见，应为《西游记》中唐三藏的几位徒弟；最后两位僧人的浮雕，从其题记可见，应该是后汉时期的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

　　这组浮雕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摄摩腾、竺法兰来华传经，这让我们想到“白马驮经”的故事。另一组内容表示《西游记》唐三藏去天竺取经的故事。就图像而言，安西榆林窟与东千佛洞石窟中有西夏时期的唐僧取经图，以及元代磁州窑烧制的瓷枕上也有唐僧取经图像······这可以与元代杂剧《西游记》话本相印证。

　　有意思的是，这两组人物浮雕，前者是后汉时期天竺僧人来华传经，后者是唐代僧人去天竺取经。一来一去，正好反映了中外文化之交流与融合。

　　杭州的西湖造像群都是佛教题材，仅有一处是道教摩崖窟龛——凿于南宋高宗时期的以“三茅真君”、“元始天尊”为主体的群像。位于毗邻南宋太庙的七宝山上通玄观内，现在地面建筑已经不存，仅有几处摩崖造像。其中，三茅真君像最大，高达2米多，3位真君头戴黄冠，容相貌严，身穿道袍，双手笼袖置于胸前，手执长柄如意一只，脚着云纹翘头鞋，足踩翔云。 引人注目的是，三茅真君的造像不像一般的窟龛造像那么程式化，尤其还立在云头，前右俯狮，这些表现方式很像卷轴画。在文献中我们看到南宋的三茅宁寿观里，曾经供奉着宋徽宗所画的《三茅真君像》，或许，此造像应该据此本摹凿于石。

　　清孙治《西湖游览志馀卷十四方外寻踪》中曾云：“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也”。历史上，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佛国”，以寺多、塔多、经多、佛像多著称，世有“杭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包孕于南朝，奠基于隋唐，形成于五代吴越，兴盛于两宋，延续于元明清的佛教文化发展史，与掩映于湖光山色间的石窟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完全吻合。

　　今天，畅游丘壑山林湖色间，叩访这些古代的石窟造像，似乎我们也穿越了，眼前似乎寺院林立，宝塔遍布，耳边也似乎梵音不绝，钟磐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