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年：不同文化的园林庭院承担人文关怀使命

　　我本身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在研究明清美术史时发现，苏州、扬州的园林美不可言、引人入胜，而且和我在欧洲参观的凡尔赛宫花园各有不同特点。中国苏州的不少园林，由楼阁、厅堂、廊子、水池、假山、花墙、花树、家具有机组成，不突出建筑物，突出山水树石，把巧思融化在自然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起伏错落，很不规则，所谓“虽由人作，宛若天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凡尔赛宫的园林，有宫殿、有教堂，有剧院，有道路，有草坪，有雕塑，有喷泉，首先突出的是建筑，布局以主要建筑为中心放射，花草树木都修剪得方方整整，接近规则的几何图形，表现为一种人工的创造，体现了人力改造自然的成果。两种都是美，但各美其美，而扬州晚清的何园，又在建筑上中西融合，好像还有教堂的花玻璃，这又是一种美。无论哪种园林美，哪种庭院美，都是自然与人工的结合，反映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也体现了中西园林和庭院的共性，这就是为了补偿日常生活环境的不足。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主题Terms——概念。就与第33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主题Object——物体相呼应。我理解从object——实物切入，把握艺术史客观也就是研究对象的特点，在跨文化交流中比较容易进行。而从艺术史研究的主体（研究者）角度使用的terms概念考虑，有一定难度，但如果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把握住园林与庭院史中的学术概念与术语，比如中国园林里的“叠山”“借景”，就会研究交流得更为深入。况且，概念还直接关系到帕诺夫斯基所说的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的本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虽然各有所攻，但也有相通之处，这都是为了消除愚昧与落后，追求进步与文明，解放人类的自身。

　　在世纪之交，中国的一位科学家钱学森就提出了“建山水城市”、“画城市山水”的理念。他的“画城市山水”，前提是心目中的“山水城市”，他的“山水城市”理念，包括了城市建设的园林意识和山水画思维。他说：“所谓‘山水城市’，即将我国山水画移植到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将来更应发展的、把中国园林构筑艺术应用到城市大区域建设，我称为‘山水城市’。”他在另一处还说“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和在一起，创造‘山水城市’。”

　　说到山水画思维，当然会想到六朝宗炳的“澄怀观道”“与天地精神往来”，宋代郭熙的“丘园养素”“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中国的山水画，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前后出现过四种山水：世外仙山（如失传的晋顾恺之《画云台山》）、乡野林泉（如失传的唐王维《辋川图》）、园林斋馆（如朱德润《秀野轩图》）、城市繁华（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但主流并非城市风光，而是乡野林泉与园林斋馆，是宜居的自然山水与人造山水。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传统，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表达适宜居住的理想：“可望、可游”不如“可居”。可居的山水画与园林庭院，表现精神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而一些山水画家又都参与了园林的设计。据说，扬州何园中的片石山房，就是清代的大画家石涛设计的。

　　园林和庭院的设计与兴建，与不同文化中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哲学美学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中国的园林，其实是建筑、环境、楹联、绘画、碑刻、书法、诗文（主要是匾额与楹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

　　我们的会议直接注意园林庭院存在发展的本体，不忽视园林庭院的技术性因素，更关注其审美特质与文化内涵，把园林和庭院视为文化表达和审美体验的艺术形式进行研讨和交流，既论述不同文化中园林庭院的特色，又讨论同一文化中园林庭院的发展变化，包括中西园林庭院的异同，绘画中的园林庭院、园林庭院中的文化活动等等。

　　不同文化的园林与庭院，固然离不开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但一致之处是，不仅是创造一个可观之景，而且也是营造一个宜居之所。不但体现了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也实现了自然与人文的结合，不但可以尽享城市化的种种方便，同时又领略大自然的林泉之美。在艺术史中，不同文化传统的园林庭院各领风骚，但共同承担着人文关怀的使命，它不仅让人尽享物质文明的方便，而且满足了精神逍遥的诉求。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建筑理念应该顺应生态文明的建设。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第十二分会“园林与庭院”中方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