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建社已逾百年，这在中国印学史上堪称奇迹。自明末文人篆刻昌盛以来，各地成立的印社数以千计，但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一流逝。惟有西泠印社，不但历经劫难后保存了下来，还发展成了一个跨地域的汉文化印学中心。当年，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王福厂创立西泠之际，他们皆已为印坛名家、饱学之士，完全可以从中推举一位出任社长之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恳请当时蜚声海内外的书画金石大家吴昌硕出任。此举昭示了印社的结社宗旨，因此吸引了大批篆刻高手和文化名人的加盟。此后，这一聘请当时最具声望的艺坛精英为社长的惯例一直保持了下来。从过去的马衡、张宗祥、沙孟海到继任的赵朴初、启功莫不如是。试想，没有创立印社者的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胸怀，没有历代先贤的艰辛守望，没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又何来今日西泠的百年兴旺。

　　回望历史，西泠印社有理由骄傲。

　　继往开来，西泠印社从印文化的角度对印社进行了新的定位。西泠印社的展事能上升为国家级的艺展，西泠印社社址内能起造国家级的印艺博物馆，西泠印社在艺术界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如果创立了印社的四位先贤的在天之灵得知后不知会作何感叹。作者不禁想起曾长期守望着西泠印社社址的叶为铭老先生来。

　　叶为铭（公元1867－1948年）又名铭，字品三，号叶舟，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从他所取得的成就看，叶为铭应该走读书应试一路，可有关他的身世没有透露半点这方面的信息。只说叶为铭到弱冠之年即嗜爱金石篆刻，尤喜作篆隶书，师戴用柏（著名金石书画家戴醇士之子），并喜集碑碣拓片及彝器款识以自娱，尤得僧六舟秘传。向僧六舟学习属于私淑性质，两人不是同时代人。相传阮元得上古彝器四种，海内金石名家争欲观瞻。阮元烦于应付，让人摹印刻版，拓赠诸友。焦山寺和尚僧六舟感到刻版有失原形，便与阮元研究手拓全形。初以灯取形，把原器画出轮廓，再以极薄的六吉棉连纸用焦墨拓之。叶为铭通过阅读得知有此一法，又通过无数次的实践才掌握了这门秘技。无独有偶，当叶为铭的好友吴隐丧妻夭子后到上海谋生，所娶继室孙织云竟也擅长青铜彝器的全形拓手艺。

　　叶为铭与吴隐虽然年轻，但此时都已成为刻碑名手。两人曾合作刻制了由大儒俞樾撰文书丹的《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和《龙游知县高英实政记》碑等多通。篆刻尚被士人自嘲为“末技”，那刻碑则是纯粹的手艺活了。但叶为铭立志高尚，技进乎艺亦进乎道，以刻碑为业，并耽于金石。叶为铭以一刻碑匠而能跻身篆刻家行列，除了他天智聪颖，年仅弱冠，即以书法、篆刻为好外，他做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之事。

　　晚清光绪年间，有武进（常州）印人赵仲穆客居西泠蒋公祠，故其印作在杭州一带流行较多。赵仲穆在印史上并未著名，但他却是较先刻创专题印谱者，有《百将》、《古美》、《古高士》、《圣庙祀典》等印谱出版。赵仲穆过世后，叶为铭得到其未竟之作《红楼梦人名西厢记词句印玩》。叶为铭阅视，这赵仲穆治印别树一帜，刻印用刀较深，劲健自然，不事修饰，虽时有怪谬，但生气盎然。叶为铭爱其印风，决定将此谱补刻完成。此后叶为铭悉心研究赵氏字法、章法、刀法，所补之作竟能惟妙惟肖。该印谱刊行后获得一致好评，叶为铭亦由此善举而被士林所接受。

　　耐得寂寞是叶为铭最大的优点。他读书耐得寂寞，研习书画篆刻耐得寂寞，做学问耐得寂寞，在后来创立西泠印社的过程中他也耐得寂寞，成了印社真正意义上的守望者。

　　西泠本是西湖边上一处冷僻之地。只因以丁敬为开山之祖的浙派篆刻家们喜欢在西泠一带的茶楼内品茶论艺，后世便从这群艺术家里选出八位代表，冠以“西泠八家”。薪火相传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消长暑，叶为铭与丁辅之、王福庵和吴大冈暂住西泠之人倚楼，各出所藏古印钤拓集古印谱。干活靠手，闲着的众口便叙说天南地北的趣闻。开始是无意议论，慢慢地就谈到如创办一个印社，各地的印人就有理由聚集到一起谈艺论道了。就是在那次闲谈中，四位君子作出了倡议成立一个印社，拟定社旨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又决定人以印集，社以地名，印社名之西泠印社。

　　这一议就议出了个传承百年，中兴并光大了中国篆刻艺术的社团来。

　　为了招纳同志，扩大声势，叶为铭修书一封寄往上海，邀一贯热心于公益的吴隐前来商议建社事务。吴石潜接信后果然如期赶到。他听了朋友们的建议表示十二分的支持，并当场捐献了40大洋。在他的感召下，叶为铭、丁仁、王福庵也各捐40大洋，只吴大冈家庭负担重，捐20大洋。吴隐承诺多赚钱以服务印社后回了上海。丁仁捐出西泠孤山附近的一块祖产后，随王福庵就职于沪杭铁路局。吴大冈由于绍兴老家有事，回去后随即退出了筹办印社事务。留在西泠守望的便只有叶为铭了。他留在杭州亦颇有作为，先于丁仁所捐土地的孤山之阳起造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学和雅集时的栖息之所。有了这么座雅庐，尤如候鸟迁徙时有了落脚点，各地印人来访者日夥。

　　事实证明，丁仁捐出祖产和叶为铭起造山川雨露图书室对印社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在上海经营的吴隐取得吴昌硕支持后调制石潜牌印泥，印刷销售古今名家印谱，果然赚到了很多钱。吴隐没有食言，他携银票来到杭州，他住进山川雨露图书室时，没有因为简陋不便而不快，反而涌现了回到印人之家的感觉。他觉得这不仅是实践诺言，也是一个值得他下力气经营的项目。从倡议建社的1904年到召开西泠印社第一届社员大会的10年间，吴隐经常往来于沪杭两地。他提供经费，购下蒋公祠周围的土地，使之与丁仁捐赠的祖产连成一片。叶为铭则聘请工匠设计筑造，同时还担任工程监理。与此同时，各地社员的捐款陆续寄来，叶为铭均做到账册与财物两相符合。他的清廉得到了社员们的尊重。他的守望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经他和印社同人们的巧妙布局，将大小十来座亭台楼阁依山傍势筑造于山坡、水池、曲径、叠石之间，构成一个高低参差、疏密有致的整体。它将金石书法，碑刻石塔与我国的造园艺术融为一体，因而成为了西湖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叶为铭乘兴挥书，其联语曰：

　　印传东汉今犹昔；社结西泠久且长。

　　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到1913年印社已初具规模。这一年恰巧是东晋大书法家王曦之在绍兴兰亭雅集的第26个癸丑年。故印社同人决定在这一年的重阳节正式召开第一届社员大会暨举行西泠印社成立十周年庆典。30余名著名金石书画家从各地雅聚西泠，吴昌硕被公推为首任社长。盛名之下精英云集，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均为西泠印社社员，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为赞助社员。

　　此后的20余年间，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受西泠印社影响，河井荃庐、长尾甲等海外社员把源自中华的金石篆刻艺术带回国内，在日本、韩国创立了全国性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团体。西泠印社促成、推动了周边汉文化圈内篆刻创作与研究的产生、发展和繁荣。

　　印社又在叶为铭的主持下广集文物，收藏碑帖刻石，古今印章，名人字画等。每逢清明与重阳，社友自会呼朋引类雅集西泠，相互切磋技艺，观赏各自收藏的或创作的金石书画。印友们还在西泠印社内撰书挥写了大量联语、匾额，以及镌刻于摩崖的题记。西泠印社不仅以金石蜚声中外，也以别具一格的园林建筑著称于世。西泠印社以“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的特色，成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典范。

　　当吴昌硕兴致勃勃地走过粉墙月门，便可见莲掌、柏堂、竹阁。沿石径而上有山川雨露图书室、仰贤亭、华严经塔、观乐楼、三老石室、题襟馆、四照阁。仰贤亭壁间嵌有丁敬、郑板桥、赵之谦等名人的摹刻画像。山川雨露图书室内摆设着西泠印社著名的印泥、印章、石砚、碑帖、画谱、毛笔、佳墨等刻印用具和文房四宝。四照阁建于宋代，内设茶座，在此品茗，凭窗观景，颇有情趣。特别是那对联精彩绝妙，既点出了特色，又道出了意境。联语为：

　　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

　　心心相印，因人传地地传人

　　题襟馆内嵌有丁敬诗作书迹刻石。华严经塔为八面十一级，刻有《金刚经》、《华严经》经文和十八罗汉像。观禾楼内有吴昌硕胸像，是由日本雕塑家朝仓之夫所作。三老石室四周刻有三副对联。其中一联为：东汉文章留片石，西泠翰墨着千秋。这“片石”即是指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所立的一块叫做《三老讳字忌日碑》，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东南第一碑，是研究隶书发展史的重要古碑。此碑曾一度被盗，后经居住于上海的西泠印社同人募集得8000银元，才从日本商人手里赎回，运回西泠后特地筑了这座石室收藏起来。三老石旁有一座小经幢，上刻佛说阿弥陀佛经，是弘一法师的手笔。在仰贤亭后面的石壁上，还有他的印藏石龛……

　　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丁仁、吴隐和王福庵相继赴沪赴京发展，而叶为铭则据守西泠。他虽仍以刻碑为业，却为孤山上的景观建置不遗余力，40年如一日，担任督造守护之责。四位创始人中，若论与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无人能出叶为铭左右。而他本人在40年间也不断钻研铁笔，有了大量的创作印谱，如《松石庐印汇》、《铁华庵印集》、《逸园印辑》，及手摹《周秦玺印谱》等。叶为铭还曾修纂过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是现存《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可谓是为印社史保存了最早的第一手史料。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叶为铭以周亮工的《印人传》，汪启淑的《续印人传》为底本，上起元明、下止近世，共集得历代印人1886人，合为《广印人传》16卷。可以说：在历代印人研究方面，叶为铭的《广印人传》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鹤立鸡群，即在近代印学史中也罕有匹敌者。

　　艺术史家评论，首议成立西泠印社的四贤各有所长，非特以篆刻传世，是为王福庵印章第一，吴潜泉印泥第一，丁辅之集谱第一，而叶为铭则考据第一。四老均是多面的立体人，如此归纳仅仅是一家之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