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众提供柔软的精神品质和心灵空间

　　■刘潇（第二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策展人）

　　当我们确定以“编织”作为整个策展项目的核心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非常明确的动作，就是“编织”这个动作。“编织”，除开是动作之外，还是一种社会关联，当我们把它进行抽象或隐喻，直接就关系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地方之间，人与现实之间，甚至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纤维艺术有亲近人本身的特性，用的布料、纤维材质、线、针，都跟制作我们日常穿的衣服所用的材料一样，可触摸、体验、很温柔。其次，纤维艺术有很强的延展性，能扩展到一片草坪、包裹一个雕塑，这是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纤维艺术的特性还有时间性。在原始时期，人们用结绳来记事，结的大小代表了事件的重要程度，所以花的时间都在“织”这个动作中有所体现，直观地留在了物体上。纤维艺术的生命并不是永恒的，由于材料的特质，保存时间通常很有限。就像中国古代的绘画，因为纸、绢的特性，长时间后也无法保存下来。有艺术家将这种特性作为艺术本身的特性进行考量。

　　本次展览是国际性的展览，过去当我们在讨论“国际”的时候，通常是把各个国家作为对比放在一起。但这次策展我有一个小小的坚持，希望不是单纯把国家当做艺术家的背景，而是把艺术家“在哪里”作为他的背景。一位艺术家为什么选择这种材料？可能与他的出生地有关，也可能与他生活的地方有关。比如东欧有很深的编织艺术传统，波兰纤维艺术的辉煌时代绕不开二战后社会主义的进程，为了树立国家形象，国家推崇特色手工艺，鼓励个人的创造力，在国际上树立其编织艺术、纤维艺术的形象；南美与非洲的日常织物的诞生与消亡，联系着一个群体，或者一条海上织造之路的升起与没落；白俄罗斯毛毡靴厂的静默和台湾倒闭的制衣厂的静默则是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国际生产链条断裂所带来的重压……从织到识，实际上是从物质和技术之线，到以针载言、以文作线的勾连过程。所以，艺术家不是凭空做编织艺术的，他们一定有传统的、民族的、地域的基因，这是无法忽略的。

　　日常生活的编织美学就是其中一条路。只是我们要斟酌的是，影响当下回归上手的工艺、手工织物，或者是追求以手工和慢为美的生活美学热潮，其源头何在？织者对织的洞察和开拓来自自身的实践，或许都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织”的主题，艺术家只是作为织者中的一支。第一点是对织有所领悟、有所作为，通过“织”作用于个体的实际生存——我们本来就在以“织”为类的群体中，只不过是通过“织”再次确认这个存在。第二是“织”可以作为一种交流的语言，是从第一点上衍生出来的。在当下的通俗生活中，“织”通过艺术家、媒体、产品表现了出来，而这是一个丰富的实践领域，不同的地方和个人，都可以产生创造性实践。每一种“织”法、“织”物，都是把非常规的日常知识纳入到一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常规知识系统中去。许多织者也自我发愿，希望能够让一种古老的知识、在野的知识得以复苏。这也引向了第三点，知识的复苏需要内在复苏并拓展出去，首先是和自己打交道。很多人的出发点，不仅是智性的，更是情感的，是那种执迷、痴迷、痴情。在织的世界，情感是织的核心。而第四点，编织着的工作者、参与织造的创作者，通过“织”告诉我们并且实现可能的思考方式，都将是我们看这个“织”的世界途径，熟悉的编织艺术家、以“织”为作品的艺术家、以“织”为思考方式的艺术家，都成为了这场展览的叙述者。不可否认，“我织我在”中的呈现，是一次在“织”中思考的动员，参与者都变成了“织”的述说者、歌颂者和宣言者，也是预言者、劝诫者和遗忘者。可见，艺术家只是其中的一种角色，织者才是核心的主角。每一个个体与作品共同构成角色，也构成了身心互动的“我们”。

　　一块织物，我们剪掉织物的四边，看到的是千经万纬按照规则组织在一起，好比我们此刻通过展览去勾画的这张地图：有浙江袜业小镇大唐、上世纪80年代北爱尔兰逐渐没落的亚麻产业、加纳女性拥有的荷兰印花布、危地马拉的编织、江苏镇湖的刺绣、上世纪60年代引领时代的洛杉矶艺术学院教授的编织、杭州百年丝绸元泰……能织就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是每个个体、每个人群，以他们各自的编织方式，让我们也得以更接近“织”这个词的内核和更广义的存在。

　　生活的织，产业的织，历史的编织，未来的编织，都是我们共同织造“我织我在”这个柔软的现场的要素。如果不是从中展开对过去的无限性的感知，那么，在越来越技术化生存的今天，未来的到来必定是无趣的、僵硬的，唯有在这样的经验交织中，我们才能在如命运般的历史的经线中，排开我们对于生命和时间的纬线、以此展开欣赏。我相信，纤维艺术能够为大众提供一个专业和学院的柔软的精神品质和心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