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的当下性成为当前学术界不得不面临的话题。

　　就国内来说，艺术史写作还在顽固地坚守着第二代艺术史学家的图像学方法论，从各大美院每年众多的硕士论文窥见一斑。当然，内化于艺术史写作中的图像意识与机械套用的图像学方法，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将图像学作为学科救命稻草，是不可原谅的。其次，国内正在消化，并将之上升到学术热点问题的是在艺术史引用社会艺术史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复杂社会语境的还原，讨论中国艺术史部分图像知识的生成模式问题。其实，国内艺术史的史学路数正好迎合了西方艺术史学对中国艺术史的阶段式进入历程。一定意义上，是西方艺术史研究的附和。

　　就国外来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艺术史的写作进入一个新的高原期。以社会艺术史为例，特别是社会艺术史在大规模入侵甚至取代传统的以风格、图像等为范式的模式后，也进入了T·J·克拉克命名的“艺术写作的实验”，试图通过“瞥见死神”，去“告别观念”。

　　中西艺术史研究存在的“时差问题”，并不是去指责国内艺术史学界还在热衷于啃西方过气的老骨头，而是说明中西学术界共同面临着艺术史研究的创新。9月在北京举办的世界艺术史大会再次将这种创新意识推到学术界面前，甚至刺痛了大家敏锐的神经。西方语境下，“全球艺术史”、“文化差异”等等，再次成为文化间艺术史研究的话题。

　　本次的讨论5篇文章，基于文化间的艺术交流史、艺术资本的扩散、艺术身份的建构、传统艺术史模式的复活、当下艺术史记录档案的构建，试图在内外之间在过去现在之间，讨论艺术史写作模式、方法的当下性问题，亟需批评指正。

　　（段运冬，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