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变化剧烈政权更迭频繁的20世纪初的中国，经亨颐在杭州经营浙江第一师范所倡导——求学为何与学贵为人的教育理念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经亨颐于1916年9月在新生入学仪式上说：“以大厦比喻国家，人才比喻栋梁是老话了，但我以为，构成大厦还有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此凸彼凹的榫头。如果没有榫头，再好的栋梁有什么用？现在的中国，栋梁之材够多的了，所缺的是默默无闻的榫头。我这个学校，不光要培养栋梁，更要培养能为全社会所用的榫头……”经亨颐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的商店，提倡教育当以陶冶人格为主，强调学生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经亨颐（1877年—1938年），字子渊，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经亨颐是我国近代教育家，书画家，其身处的年代和经历实在太丰富曲折，只能择其要点略说一二。经亨颐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抱有远大的志向。他20岁出头时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遭悬赏通缉，亡命澳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母亲的支持下，经亨颐自费东渡扶桑，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与同学周树人、陶成章、许寿裳、陈师曾等积极从事民主活动，后因成绩优异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习。学成归国后，经亨颐致力于民主活动和教育事业，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和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1月，在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出任首任校长。1923年8月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北伐战争时期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随后相继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浙江省教育会长、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

　　经亨颐最大的功绩在于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的民主教育事业。在经亨颐30多年教育实践中，他一贯主张与时俱进与适应新潮流的办学方针，提出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教学主张，为国家培养了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等一批优秀人才。1920年初，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突然被官厅调职，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从而引发了名震一时的“浙一师风潮”。

　　在五四运动前后，经亨颐决心在浙一师进行教育革新，最有争议且最后惹祸的是学生自治和改文言为白话文。学生自治的大纲在专任职员会议上表决通过，其第八条规定学生健康、研究学术、发表思想、涵养德性、衣食住、课外作业、社会服务、校内整洁、同学行为的惩处和劝诫、储蓄和贩卖、课外出入等事项。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自律的习惯、互助的精神。自治实行的细则完全由学生开会研究。自治会很快成立起来，并有效地开展工作。此外，学校还出现了书报贩卖部，《星期评论》、《教育潮》、《少年中国》、《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新刊物都有不小的销量。

　　“浙一师风潮”的起因是一本杂志上刊载了一篇观点偏激的文章。《浙江新潮》本来只是本默默无闻的学生刊物，每周一期，社址设于平海路原省教育会楼下的一间耳房里。有个叫施存统的同学在刊物上发表了篇文章，认为欲建设一个新社会，必要把家庭制度彻底打翻，再踩上一只脚。文章的题目叫《非孝》，观点可谓大逆不道。省长、省教育厅长、省警察厅长都被惊动，成立专案组，说不但要查办此人，还要追究幕后元凶。七查八查，查到了一师的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老师头上。这四人经常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想，反对旧礼教。当局招了校长经亨颐去，说宣传邪说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快去开除了他们，以正视听。经亨颐回答：不行。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学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怎么是宣传邪说？当局说那你这个校长是不便当了。经亨颐回答当不当校长在其次，糊涂的事不能做。经亨颐于是被撤换，调任浙江教育厅视学。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义愤填膺的不是校长本人而是全校的学生。学生立刻罢课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做法。众人一路喊过去的口号是：留经目的不达，大家一致牺牲！是日上午，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与警卫队发生冲突。警卫队枪伤数人，酿成流血事件。次日全体学生被300军警围困在学校操场，只准进不准出。结果一个叫朱赞唐的同学悲愤难忍，一把夺过警察的刀愤而自杀，边上的同学都号啕大哭……为挽留一个校长，有那么多学生肯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亦肯献出自己性命的，古今中外恐经亨颐为第一人。

　　最后的结局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名师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他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官位的人，当调任教育厅视学的任命书下来，他当即拒绝，并离开杭州。

　　告别浙一师并不是经亨颐教育生涯的结束，他扁舟一叶，返回了自己的老家。到了上虞，他仍旧办学。因为有了办官学到处掣肘的教训，他在上虞办的是私学，也不去当局那里备案审批。他要在白马湖这个地方办一所世外桃源式的学校。1922年12月，在春晖中学开学典礼上，经亨颐说：“近年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的学校，实不能算好。我第一希望社会能同情于春晖，第二希望校董能完全负责，第三希望有安心的教员，第四希望有满意的学生……”经亨颐四个希望的后两个达到了目的，春晖中学办成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是当时中学生最“心向往之”的地方。经亨颐身边很快又聚起一批富有学养的文人雅士，其中著名的有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等。大家群策群力，继续营造理想中的家园。美学大家朱光潜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朱自清在散文《白马湖》中则这样描述：“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会倾羡不已。

　　出家的李叔同赴宁波途经上虞，经亨颐立刻携夏丏尊等中途迎接。李叔同开始不允，后来经不起苦劝，才答应在白马湖畔小住。那些日子除了殷勤款待，经亨颐还筹集资金，以最快的速度在湖边山腰盖了两间小屋，希望借此使李叔同常住，以便全校师生随时亲炙。白马湖边的这两间小屋日后成了上虞的名胜之地。文化学者在研究中为经亨颐离开杭州而惋惜，但又为他创办了春晖中学而感到欣慰。经亨颐如果没有创办春晖中学，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很可能就不是后来的样子。而没有了这一片星光灿烂，中国现代的文艺天空将是何等的苍白和乏味。

　　白马湖和春晖中学尽管是时人眼中的天堂，然而并非净土，美好的时光只维持了短暂几年。随着日本侵华加剧，地方当局对春晖中学经常骚扰，今天查红色课本，明天逮赤化分子，后天又被要求设置“党义”课程……丰子恺、匡互生、朱光潜等皆为闲云野鹤，如此俗务令经亨颐痛苦不堪。1924冬天的一个早晨，有学生出操时戴帽。领队老师以为不成体统，勒令除去，与学生发生冲突。在处分问题上，代理校长飞扬跋扈，舍务主任匡互生等看不惯，以为是当局借机打压学生个性与自由，力争无效，愤而辞职。全体学生罢课，校方索性开除了为首的28名学生。此举激起教师公愤，教员集体辞职抗议。在一个晓风残月的早晨，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等带了几件行李，突然离开春晖中学。学生们闻此消息，纷纷赶到驿亭火车站。面对恩师，话没说上几句，呜咽啜泣声就响成一片。在站台的角落，化缘归来的经亨颐黯然神伤，久久不忍离去……

　　经亨颐自青年时代即喜爱篆刻，无师自通，刻印取法汉印，参以《三公山碑》、《开母石阙》意趣，所作端庄清雅。他也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如果时局稳定，如果没有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经亨颐很可能成为一位创作量丰富的篆刻家。然而历史没有如果。由于社会活动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抑或又出于个性使然，经亨颐刻印量不多，大都为自用印。即便如此，后人也可以在其中得窥一位篆刻大家的独特个性。评点潘天寿的篆艺可以认为是经亨颐篆刻的审美取向。

　　1915年，潘天寿以第2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不久，潘天寿因素爱篆刻加入了李叔同在学校组织的“乐石社”。经亨颐常到乐石社指导学生。

　　从篆刻家的类型上看，经亨颐当属学者型印人。纵观一生，经亨颐是一位忧国忧民、成就卓著的教育家。他的主要业绩也体现在教育事业上，书画篆刻创作是他公务之余的“闲事”。经亨颐的篆刻作品，如果单论数量与形式，也许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若从艺术风貌和创作技巧而论，经亨颐与那些同时代的印坛名家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经亨颐的传世作品大多为自用印。这些精美的作品包括姓氏、别号、鉴藏、斋号及少量的闲章。无论是篆法、章法还是刀法，经亨颐都力避陈规旧范，希冀刻出新的意境来。

　　经亨颐的篆刻作品植根于秦汉，温和雅静，蕴含着浓厚的书卷气。经亨颐的朱文印尽管线条有粗细之别，然而在篆法上却十分强调结构的神态变化。他的朱文印还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善于运用借边和连边的手法改善并丰富印面的布局。朱文印中借边与连边技法，是篆刻家对古代玺印深入观察研究的结果，也是印章创作中的常用技法之一。经亨颐在运用借边、连边技法时，或单独运用，或两者兼用，至于借边与连边的幅度大小，皆因印而异。评论经亨颐的篆刻艺术不能不论及他那令人赞叹的边款创作技艺。一般而言，学人治印或全无边款，或有少量边款但艺术质量实在令人难以恭维。边款与印面的创作水平相距甚远是这些学者印人的通病。经亨颐的印面与其边款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以《爨宝子碑》行楷和小篆作款，奇崛古奥，别具风采。例如朱文印“享颐藏书”款曰：“丙辰五月石禅四十初度，买书栽木，长乐永年。”此作印面四字端严朴实，配以十八字的阳文小篆长款，印面与边款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又如白文印“晚节清风”两面款曰：“颐渊画印。此石得于秦淮河小肆，十九年颐记。”此印两面款皆用《爨宝子碑》笔意作行楷刊刻，所不同的是一面横书，一面数行直书，布局错落有致，拙趣盎然。此款充分体现出经亨颐深厚的书法功底和高超简约的布局技巧。

　　经亨颐书法专攻《爨宝子碑》，功力极深，古拙端严，得其神髓，而喜以闲逸之笔出之。他在爨体上下的功夫，亦影响到他的隶书、行草及绘画和篆刻。

　　经亨颐50岁后学画，以松、竹、梅、兰见长。曾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于白马湖边刻“五十学画”朱文印记之。所作简淡逸雅，寥寥数笔，狷介之性，恒流露于楮墨之间。

　　经亨颐对于篆刻颇为自负，曾说“吾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文又其次也”。

　　经亨颐晚年退居上海颐和路，名其居曰“春霜草堂”。约知己何香凝、陈树人等恢复寒之友社，于右任、黄宾虹、张大千、张善孖、潘天寿、丰子恺、王祺、姜丹书等名家均积极参加活动。

　　作为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经亨颐由于61岁即已过世，篆刻作品流传数量偏少，这无疑会减弱他在现代印坛上的影响。然而细细品鉴他的印存，后人还是能从作品中体察到他的创作理念、方法与发展轨迹，从而获取某种借鉴和启迪。

　　经亨颐病逝后，家人和友人遵其遗愿，将其归葬白马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