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野侯有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坐办公室上班。喜欢坐班制没什么不好，只是在自由散漫惯了的文化人中比较少见。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高野侯已46岁。人到中年睡眠不好，早晨起得早，到了午后不免要打个盹。那日他正在中华书局的办公室内打瞌睡，忽有一男子挟着一卷画稿前来。高野侯说了坐坐，自己却站了起来。那男子自我介绍叫黄泽，四川人氏，说着就打开了带来的画稿。画稿打开一半，高野侯即知这些画作非常了得。黄泽说他初不习此，曾弱冠从戎，后游宦各地，唯独绘事未尝离弃。后厌倦官场，遁入蜀地东南，悉心研习禅理。一夜梦寐，见无数妙相庄严，若有深悟。后来他专事摹写佛像，久而积成巨帙。高野侯问黄先生携画至此意欲卖画耶抑或办展览耶？黄泽说但求出版，以广播福音。高野侯沉吟道出版所费甚巨，他还得与书局同人商议。黄泽说恳请先生成全此事。高野侯于是请黄泽次天下午再来。

　　次日下午，黄泽如约而至。高野侯告知由中华书局出资印行这套画册后，黄泽那清癯的脸庞上终于显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后来这套画册如期出版，分12开上下两册，收入佛像161幅。每幅作品下附详细注文，讲述佛像名称及各种描绘特点。封面由高野侯题署，目录前刊有黄泽的自序。后来，中华书局再版时将上下两册合并，发行量颇大。

　　高野侯（公元1878—1952年）名时显，字欣木，号野侯，浙江杭县（今杭州余杭区）人。高野侯出身于杭州望族，知名度颇高的义泰布庄即高家产业。高家经营绸缎茶叶等，民国初年因经营得法，在杭州一度有“高半城”之谓。高野侯出身于富商家庭，他并没有从小因享受锦衣玉食而染上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据友人的回忆和史志记载，高野侯自幼就耐得寂寞。还在私塾读书时，别的孩子乘先生不在都出去玩耍，而他却仍端端正正地坐着读书。先生安排临写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别的孩子为能少临几张想了许多花招说了许多托辞，而高野侯则一笔不苟地临写完先生吩咐的，有时还要多临几张，直至自己满意。岁月在朗朗读书声中流逝，高野侯也长大成人。他先在县试中考取秀才，后于光绪癸卯年（公元1903年）于府试中考取举人。正当他信心满满地欲在下一届会试中考进士时，京城传来取消科举考试制度。在经历了好一阵的痛苦徬徨后，高野侯只得以举人的身份去北京当差。

　　由于他面试成绩优秀，到国子监进习了一段时间后即被授以内阁中书。清代在内阁中设中书职，定额为满洲中书70人，蒙古中书16人，汉人中书30人，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清代在进士参加朝考以后，除择优者任翰林院庶吉士外，其次可任内阁中书。经过一定的年限，考绩优秀者可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或保送至军机处充任章京，一般很受重视。可见，高野侯所处的时代尽管废除了科考，但他还是享受到了考中进士后的待遇。高野侯在紫金城东华门边的一处内阁职事所勤勤恳恳地料理文案，也养成了坐班办公的习惯。高野侯除了努力学习清政府的典章制度和满汉文化的异同外，得空就去琉璃厂逛古玩店。他喜欢画梅花也喜欢收藏前朝名家所画的梅花图，几年里收藏到近百幅。

　　高野侯自视为前清遗老，从明代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中摘录两句，写了副对联“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为深山”自况，在杭州过起了隐逸生活。杭州永丰巷为高家旧居，高野侯将自己的宅院整修了一番，扩地至两亩有余，筑粉墙黛瓦的中式别墅一座，庭前设假山植古木，以营造曲径通幽的意境。又在僻静处砌青石高台一座，造读书楼，拾级而上可观览雷峰塔和保俶塔映衬下的西湖一带的湖光山色。高野侯继续画梅花也继续收藏历代名家梅花图，曾称其寓所为“五百本画梅精舍”，而其藏品中最为珍贵者为元代王冕的《墨梅图》长卷。

　　高野侯自得到《墨梅图》后开始了对王冕的研究。王冕（公元1287—1359年)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亦号食中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浙江诸暨人，元朝著名画家和诗人。王冕以画梅花著称，尤工墨梅。王冕的诗多描写田园隐逸生活，同情底层百姓的苦难，有《竹斋诗集》3卷，续集2卷。存世画迹有《三君子图》、《墨梅图》等。王冕亦能治印，自创花乳石刻印章，篆法绝妙。受王冕影响，高野侯爱屋及乌，将《墨梅图》视为镇宅之宝，名其画室为“梅王阁”。

　　在历史上，言行不一的人比比皆是，成语“叶公好龙”记载的寓言并不是极个别的特例。高野侯爱王冕的梅花，得《墨梅图》后命名自己的画室为“梅王阁”，然而他画梅则取法于另一位浙江诸暨人陈洪绶。陈洪绶（公元1599—1652年）字章侯，号老莲，因屡试不中又怀有绘画绝技，崇祯年间曾召为内廷供奉。陈洪绶于明亡之际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以卖画为生，世人评其为“明三百年无此笔墨”。陈洪绶以画人物著称，偶尔画些花鸟画。高野侯既从陈洪绶偶尔所画的花鸟画中汲取其气息高古的画梅技法，所画红梅或双色梅笔墨娴雅设色清丽，颇得陈洪绶写真妙趣。

　　出身于富商之家的高野侯可以花大把的银子用于收藏古画。同理，当过内阁中书的他以前清遗老自况，有的是时间从事艺术创作。而居住于篆刻氛围浓厚的杭州，高野侯又喜欢篆刻，他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泠印风的濡染。高野侯的篆刻上追秦汉，下逮宋元，于西泠印派致力较多，尤服膺陈豫钟的印艺。

　　就在高野侯认为自己会在这种状态中了却余生时，老朋友陆费逵和丁辅之专程来杭州拜访，请高野侯出去为社会做事。面对高野侯的矜持，沉默寡言惯了的丁辅之只得无奈地搓着双手，而见多识广的陆费逵则调用三寸不烂之舌，竭力鼓动高野侯出山。这陆费逵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却从小受新思想影响而倾向革命。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春，陆费逵到武昌，次年即与友人合股在武昌横街开办了新学界书店，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陆费逵于1905年春参加革命党人的日知会，任评议员，后来又加入同盟会。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陆费逵转任汉口《楚报》主笔。同年底，因抨击时政，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他被官方通缉。《楚报》遭湖广总督衙门查封，陆费逵逃至上海，开始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崭露才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8年）秋，陆费逵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他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1912年元旦伊始，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陆费逵起草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刊于《申报》，阐明书局宗旨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不久，陆费逵出版《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第一伟人”。自恃清高的高野侯如何抵挡得了陆费逵的攻势，仅花了喝一杯茶的工夫，他即同意出山共襄盛举。

　　高野侯随即迁居上海，参与中华书局筹创工作，并任常务董事兼美术部主任。高野侯全力从事美术出版，陆续出版名人书画影印本多达百数十种，主编出版西泠印社《金石家书画集》十八册。他又负责辑校《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典籍。

　　高野侯在中华书局期间为王国维印书事值得一提。

　　王国维字静安，于1916年自日本归国，入犹太富商哈同开设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与高野侯有过业务上的交往。民国己未（公元1919年）七月，静安先生以敦煌曲子词《凤归云》、《天仙子》题高野侯所画扇面。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

　　高野侯并非学者，他与王国维的交往似乎停留于书画唱和，然而蒋汝藻的出现将他们交往的境界推向“精神和哲学”的层面。

　　蒋汝藻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与高野侯同为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举人，曾任学部总务司郎中。与高野侯不同的是，他参加了辛亥革命，担任过浙江军政府首任盐政局长及浙江省铁路公司董事长等职。蒋家是吴兴的藏书世家，其密韵楼与陆心源皕宋楼、刘承干嘉业堂、张钧衡适园，被称为吴兴四大藏书楼。祖父蒋维培、叔公蒋季卿、父亲蒋书箴在藏书方面均有名声。蒋汝藻幼承家学，能鉴别古书真伪。为官北京久客上海且足迹遍及南北各大城市，和曹元忠、沈曾植、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罗振玉等名家相往来。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遗藏散出，多为蒋汝藻所购藏。他对祖辈家藏散出之遗书搜购更力，凡有茹古精舍、求是斋印章者都以高价收购。因得到宋椠本《草窗韵语》，而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密韵楼。密韵楼所藏书有5000余部，善本2667种，其中宋版书563册，元版2097册，明刻6753册，抄本3808册，另有《永乐大典》20册残本。蒋汝藻请王国维为其编辑《密韵楼藏书志》，后者以学问家的缜密辑录成藏书志20卷。为感谢王国维，蒋汝藻决定为其刊刻《观堂集林》。

　　蒋汝藻持书稿至中华书局找到高野侯。此时适逢丁辅之试制成功铅字聚珍版仿宋体，高野侯竭力向蒋汝藻推荐这套字体。得到蒋汝藻首肯后，高野侯亲与其役，估计成本，选用活字，设计版式装帧等。蒋汝藻在致静安先生信札中屡屡述及其事，称高野侯为敬业乐群之谦谦君子。历时两年，20卷本的《观堂集林》样本初成。结账时蒋汝藻有些后悔，在日记中写道：“前函所云成本之金，凭欣木（高野侯）约计之说而言。”

　　有了如丁辅之在技术上的创新，有了如高野侯的敬业乐群，中华书局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改制为股份公司，增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等，迅速发展成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

　　高野侯在中华书局勤劳半生，那似乎是段插曲，他留予后世的还是书画篆刻家之名。由于禀赋极高，加之见多识广，高野侯作画笔法精纯设色古朴。文人画审美所重之简雅、古拙、含蓄等等，在高野侯的笔下皆得以充分体现。后人评其画气韵超逸，真一代风流也。高野侯于明清印派流变特点深具卓见，在为张鲁庵所藏《吴让之印存》跋尾中对丁敬、邓石如、吴熙载和赵之谦四家的印艺特色作了洞察精窍的评介，颇见其印学造诣的精深。

　　高野侯有兄弟五人。老大高存道有儒者风，书法绘画笔墨朴茂，格调醇古，其章草及铁线尤为圈中人称道。老三高时敬，书宗颜真卿，画擅写兰，惜早世。老四高时衮，书宗柳公权，画善翎毛，尤工芦雁。惜早世。老五高时敷，号络园。工花卉人物而外，尤工画竹，画竹得清秀之致。精治印，亦雅逸醇厚。兄弟数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并以书画印名重一时，可谓一门风雅。

　　高野侯逝世后，其弟高络园辑其遗刻为《方寸铁斋印存》，从弟高仁偶撰序，由韩登安书石。正着手钤拓，十年动乱忽至，事遂中辍，印石随即星散。随同印章散失的，还有梅花阁主所收藏的500件历代名家画梅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