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以儒学为根本，而儒学以六家为圭臬。六家者，孔子、孟子、韩愈、朱熹、王阳明、顾炎武。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确定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当然功不可没，但他本人的著述，对于儒学思想并没有太大的创新，所以我不以其为儒学的圭臬之一。

　　孔子生当“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不仁”是社会的大问题，所以他祖述周公之说，倡导“仁”，要求人人有爱人、为人之心、之行，进而要求“克己以复礼”、“毋我而为公”，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尤当志于道，做这方面的表率。

　　孟子生当大动干戈的战国时代，春秋无义战，战国尤变本加厉，合纵连横，一切以利为所趋，而彻底抛却了“义”。所以而倡导“仁义”，他认为没有了“义”，就根本谈不上“仁”。这是对孔子学说的一大创新。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之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不久之后即礼坏乐崩，邪说蜂起，至魏晋南北朝，玄学风行，佛学更遍布，儒学实际上被彻底否定。“礼岂为我辈而设”，不仅名士不信儒术，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也不信儒术而更相信佛教。唐王朝的建立包括繁盛，实际上也不是凭仗儒家的思想，而是以李耳的道家和西来的佛学为重，至韩愈时甚至有佞佛的疯狂社会性事件。韩愈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于是而倡“原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儒学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事实上正是从韩愈之后奠定的，至“五四”之前而不移。从这一意义上，韩愈对于儒学的贡献，更在董仲舒之上。

　　二程、朱熹，尤以朱熹为代表，将儒学创新而为“理学”，世称程朱理学。要在文治大盛的形势下，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力倡“存天理，灭人欲”，而“以圣人之心为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地追求它。道理讲得不错，但是一，没有顾及当时武功的积弱和外族的入侵国土；二，扼杀了人性来追求人格的至善，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三，其“格物致知”之论，重在主观心性的修炼，用“格物”的实践来完善心性的至善，而不在用至善的心性去参与社会的实践。

　　王阳明处于理学压抑人性的弊端日渐表现出来的形势下，上承陆九渊，将儒学创新而为“心学”。其要点有二，一是“良知”，二是“知行合一”。“良知”也是一种向至善修行的心性，但不同于朱熹的是，它不仅要从圣人所阐明的“天理”而来，更要从自我“人欲”的性灵中来。人欲中有性灵的天使，也有邪恶的魔鬼，“灭人欲”是为了扼杀魔鬼，把天使也一并扼杀了。“良知”则要从圣人的“天理”和个人“人欲”的天使两方面来实现心性的完善。“知行合一”则是以认识（知）和实践（行）作为同一件事，而不是两件分开的事。作为两件事，先要知，然后才是行，但知的完善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知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完美，行实际上就不可能实施。反过来先行后知也一样。作为一件事，知中有行，行以助知，行中有知，知以助行。所以，不仅学问思辨是知，事事物物皆是知，不仅行动实践是行，“学问思辨亦便是行”。

　　但阳明心学发展而为泰州学派尤其是李贽的“异端邪说”，便成了反儒学。以“人欲即是天理”，解放了人欲中的天使，更放纵了人欲中的魔鬼。士风大坏，文人无行，乃至清移明祚。顾炎武生于此时，对此痛心疾首，甚至把矛头直指王阳明，但他又不同意朱熹。故直接从孔孟中求解面临的社会问题，而力倡“行己有耻”的价值观和“博学于文”的创新观，正本清源，以申张儒学最经典的原始本义，重塑读书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以及做事的要讲规范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