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许多人躲不过的一道坎。其时，马一浮虽然只担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闲职，但仍有居心叵测者挑唆了单纯的学生，至杭州蒋庄批斗他那样的“封建遗老”。他们在马一浮的居所贴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横幅，“打倒马一浮”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马一浮册目甚巨的藏书被搜罗一空，许多还被当庭焚毁。据目击者回忆，马一浮临扫地出门之际，曾恳求那些学生能否留下一方砚台给他写字，回答是一记清响的耳光。被迫移居安吉路某陋室的马一浮听说昔日好友李叔同的弟子潘天寿等被美术学院的学生戴了高帽游斗示众，他仰天叹息——真乃斯文扫地！马一浮从此不复开口说话。未几，年迈体衰的马一浮因胃疾加剧，被送入浙江医院救治。自此，灯枯油尽的一代大儒马一浮知难熬遽逢的酷暑和疯狂的时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如半朽的木雕泥塑般端坐于病床，以颤抖的笔迹写下了绝笔诗。

　　马一浮（公元1883—1967年），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马一浮出生于父亲游宦四川之际。其父马廷培，字德培，号冠臣，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物。

　　马廷培虽然饱读诗书，但他还是持有那个时代无可避免的重男轻女观念。他之前生养了三个女儿，个个都倍加爱护，可心里总感到缺失。他曾于深夜焚香祈祷，请求上苍赐给马家一个儿子。他的诚挚获得了回报，马一浮终于来到了这个世上。尽管是老来得子，可他对儿子的管教很严，从儿子呀呀学语之际即教授背诵《千家诗》等浅显诗歌。

　　马一浮的母亲何定珠是一位贤妻良母式人物。她常给马一浮讲历代豪杰孝义方面的故事，期望儿子能自拔于流俗。待他稍稍懂事，母亲就告以某人富贵勿羡，某人行谊贤者，汝学焉。马一浮8岁初学作诗，9岁能诵《文选》、《楚辞》，这都是他母亲教育的成果。在马一浮10岁那年，母亲为了衡量自己的家教成效，特意指着庭前的菊花，要儿子作五言律诗一首，并限定为“麻”字韵。马一浮听后，应声而就，诗云：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这就是盛传的马一浮的神童诗或菊花诗。母亲听了说：“吾儿长大当能诗。此诗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夜半，母亲痼疾遽作，不久去世。母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马一浮主要靠自学。马家是书香门第，自有不少藏书。他亦晨暮攻读，任意涉猎。父亲看到儿子这样用功读书颇感欣慰，但总觉得没有名师的指导会耽误孩子的学业，于是请了乡间一位很有名望的举人郑墨田先生来家教读。不久郑举人提出辞馆，马廷培以为是孩子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经再三盘问，方知马一浮的才智在许多方面已超过老师，郑举人自感不能胜任，又不愿耽误人家子弟学习，所以请辞。马廷培听了这番肺腑之言很是感动，只好自己任教。在教读中，马廷培对儿子提出的问题或见解感到诧异，亦自叹不如。自此，马廷培便让其自学。少年马一浮就此遍阅群书，学业大进。

　　1898年，不到16岁的马一浮第一次离开家乡，奉父亲之命赴绍兴县城参加县试。据文史资料记载，参加这次县试的有好几位日后都成为了知名人物，如竺可桢的哥哥、鲁迅兄弟俩等。当时考试的题目是要大家用古人文辞中的语句拼凑成一篇文章，并要求文章写得自然，宛如自己写成，没有依傍之迹。这种集句成文，如果没有熟诵古文，没有广读博览，很难做到。少年马一浮竟能在较短时间内，天衣无缝地写了出来，宛若己出。马一浮名列榜首，考卷流传，人人惊叹。当时绍兴有一位社会贤达——著名学者汤寿潜（字蛰先，后为民国浙江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对马一浮大为赞赏，遂嫁以爱女。

　　190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正式明令变通科举章程后，中国出现了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和群众斗争的影响，纷纷走向清皇朝的对立面，成为统治者无法控制的一股力量。伴随着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一浮和谢无量在学习外文的同时广交朋友，相继结识了马君武、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并和外语很好的马君武创办了一个《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主要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

　　1903年6月，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欲寻找一位既懂中文又懂英文、拉丁文的秘书。经过多方物色，马一浮被幸运地聘用了。留学生监督公署设在美国北部密苏里州首府圣路易斯市，那儿纬度高，冬天奇冷。马一浮身在异域，心向祖国，空闲时间收集一切新版书籍阅读。当他听到或看到外国人对中国蔑视的言论或行动，就非常生气。他在1904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闻此间圣路易大学与东圣路易大学，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为问题，令诸生演说。东圣路易大学学生主张分割，而圣路易大学则反对之。嗟呼！人之欲分之者，皆熟计深论，振臂而呼。我国人之全部之大半者，瞢然不觉也，衰哉……”马一浮对这种持“中国可以分割论”者深恶痛绝，曾写信给旧金山中国留学生驻美学生会，建议其动员中国留学生与东圣路易大学学生论争。然而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大多是保皇派，他们对祖国被瓜分，民族受欺凌的境况熟视无睹。悲愤的马一浮在1904年10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昨见其广告，尚有‘我学生当造成辅佐朝廷之资格’之语。嗟呼！至于今日，苟尚有一点人血者，尚忍作此语耶？因又念此种崇拜暴主政体、天赋之贱种，直不足与语也。”马一浮对满清统治愤慨万分，心境愁肠百结。他借酒浇愁，亦用诗句来表达愤怒。其诗作中如“磨刃向胡秦”、“豺狼恼比邻”、“胸里血如潮”、“对镜自磨刀”等警句不仅是抑郁忧伤的感情排遣，也是对清皇朝暴政的斥责。

　　根据马一浮的《北米居留记》记载，除为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与博览会中国馆作些文牍工作外，他主要的精力放在读书与翻译上。他几乎每天到圣路易斯市的约翰书店寻找新书，读当时国内没有的书籍。他读过的书目有《亚里斯多德论政治》、《拜伦诗选》、《佛教原理论》、《宾塞尔伦理学原理》、《社会平权论》、《黑格尔论理学》、《孔德传》、《狄摩斯谛尼演说集》、《但丁诗》、《莎士比亚集》、《康德纯理批判》、《寿平好儿意志论》、《其梭文明史》以及《海尔山公修辞学》、《论理学》、《心理学》等等。同时，还以英文为底本翻译了《法国革命党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日耳曼社会主义史》等著作，为介绍欧美先进的社会学说做出了贡献。此间他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了一套渴望已久的英文版《资本论》。

　　1904年11月，马一浮取道日本与谢无量结伴回国。

　　那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马一浮错失了把《资本论》介绍给中国先进知识界的机会。一直到1906年，朱执信才在报刊撰文介绍了《资本论》。一直到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才出版了由陈启修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马一浮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结果是成就了另一面目的他。

　　据已有资料表明，马一浮在这期间主要做了三方面的事：一是潜心研究西学。费时既久，他认为专攻西学然而知其弊，于是转而研究中国的国粹。二是翻译了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初版题名为《稽先生传》，刊登于独立周报，用的笔名是“被褐”。三是除了读书译述和撰写诗文外，他还安排了相当多的时间练习书法和研究印章。马一浮述及个人的抱负与才能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他尝言：“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扰。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此时的马一浮认为自己虽没有扭转乾坤之才能，但在学术上做出一些贡献还是可以的。

　　辛亥革命成功后，同乡蔡元培力邀他出山为官。1912年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按照中外惯例，教育部可以像某些内阁衙门那样，设官位分等级，立规明职然后再择吉开张。蔡元培没有这样做。他在接受孙中山的任命后，得到好友蒋维乔支持，又找了一名会计共赴南京，三个人的教育部便正式办公了。要掌管全国教育，仅靠三人是不行的。蔡元培想到有世谊的同乡马一浮，他写信给马氏，请其来教育部任秘书长，襄助部务。而马一浮自从美国游学归来，把西学研究透彻后正以复兴儒学为已任，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勉强答应了邀约，及至到了南京，与蔡元培深谈后，方知蔡的主张是反对尊孔废除六经，已公布的《小学校令》中废止读经科；公布的《中学校令》中废除读经讲经；公布的《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中皆取消了经学科。马一浮很不以为然。一个主张废经，一个认为经不可废。道不同不可为谋，于是到职不到三个星期，马一浮辞去了这份差事。

　　不能说马一浮的观点迂腐。他当时主张复兴儒学是为了培养国本，研究西学是为了反辅儒宗。在当时一片反对尊孔的声浪中，他的观念只是不合时宜罢了。

　　特立独行的马一浮还要继续读书。他返回杭州，先寄居于姐夫家里，嫌俗人和俗务太多，不久就搬至宝极观巷独居。其时他已开始研究佛经。佛经有三藏十二部，浩如烟海。

　　困厄中也有雪里送炭的。有富商之后蒋国榜，南京人，辑有《金陵丛书》，曾师事李瑞清。为使其母有个养病的好去处，蒋国榜花大钱买下西湖边上的小万柳堂并将其修葺一新。可他母亲只来居住过一次就老死南京，反倒是蒋国榜自己喜欢上了这处别墅并易其名为“蒋庄”。在杭州住得久了，素慕风雅的蒋国榜听说了马一浮大名。待他知晓马先生饶有学者古风，便心生敬仰，在蒋庄内特辟一小院准备迎居其间。蒋国榜十分重视初次拜访马一浮，他不仅请名人写了介绍信札，虽大暑亦著长衫以示敬意。马一浮感动于蒋的诚意，看蒋庄亦是处读书的好地方，于是同意迁入。自此蒋国榜再不外出游历，除雇人侍奉外，还每日必来请安。马一浮见蒋国榜也喜欢读书，于是授之以道，两人遂结下师生情谊。

　　蒋庄也是马一浮焕发艺术活力的宝地。马一浮先生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不泥古，遂自成一家。他早年学书以唐碑入手，尤喜爱欧阳父子，20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植根于钟王诸帖。他又取北派之雄杰以充筋骨，而尽变其粗陋之貌，融入南宗雅逸温润之韵致。他的书法尤精行草及隶书。其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拙中寓巧。其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端庄、气格高古的个性特点。沙孟海曾撰文评说：“我们展玩马先生遗墨，再检读他《蠲戏斋题跋》，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代碑帖研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其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曾受过马一浮亲炙的丰子恺更是服膺马先生的学问人品和书艺，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马一浮亦善治印，其印艺刀法朴茂，分朱布白富有韵致。

　　如此雅致的蒋庄住进了如此雅逸的高士，于是艺坛名家相继造访，马一浮顺理成章成为了西泠印社社员。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经骋请马一浮为教授，被他婉言谢绝。当抗日烽火遍地燃烧，中华民族的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竺可桢再次邀约——这回马一浮没有婉拒，而是挺身而出登上了浙江大学的讲坛，并创作了《浙江大学校歌》。随着日寇的日渐逼近，马一浮和浙大的师生们共同踏上了逃难之路。他在旅途中开设国学讲座，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马一浮的开场白是：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