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印学家甘旸明白无误地在他的《印章集说》中声明：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

　　——题记

　　1972年出土于绍兴新昌县城南乡（原潜溪人民公社）丁村小学的“卢　　　”篆刻石印，被收录于今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篆刻聚珍·隋唐宋印》卷，但关于这方1995年经由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编入《全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成为新昌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唯一确定墓葬地点、年代、人物、时间的南宋篆刻石印，却迟迟未引起篆刻领域的足够重视。直至11月5日，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3届学术年会“创新话语体系、讲好浙江故事”新昌政协秘书长、新昌文史办主任徐跃龙提交《新昌南宋鹿钮冻石卢　　　印印材初步考证》一文才真正“惊动”与会专家，文章的主要观点除了再次强调篆刻石印的南宋身份外，特别掷地有声：“经考证比对，其印材米黄冻石，极有可能出自天台历史名石宝华石。”11月25日，天台、新昌两地宣传部、社科联支持协办的“新昌博物馆馆藏南宋印石鉴赏会”又在新昌博物馆举行，召请过来的西泠印社、中国观赏石协会、浙江国石文化研究会、新昌县文史委、社科联、新昌博物馆、天台佛石文化研究会等有关专家，济济一堂，将接近“卢　　　”印质地的天台宝华石米黄冻原石现场认真仔细比对，签署专家意见书，基本共识是：相似程度达90%以上。根据墓主生前活动轨迹，可以排除青田、寿山、昌化石的可能性。相邻天台，唐代便有记载的宝华石成为首选印石。而且猜想的又一个可能性是石印就是卢　　　自己操刀，或者是打好印稿再交印工刻制的。如果这两个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话，中国篆刻史将作重要修正。“印石之祖”非天台宝华石莫属！

　　“卢　　　”印的出土所幸在有两方完整墓志石非常明确墓主的年代身份。当初确定“卢　　　”印是石质而不是玉印，据徐跃龙深入知情人考证，墓葬出土两三天内该印及其他一些文物曾经落入农户家，后被闻讯赶来的文物部门追缴，这期间，印一侧有一小刀刻划的“生”字或为农民“试探”印章是否玉印时所留，尽管看起来是一种“破坏”，恰恰证明它是石底而不是玉底，为今天的验证提供了无形的帮助。经地矿专家反复鉴定，卢　　　印材石质为“莹润米黄冻”，比对天台佛石文化研究会会长裘可平提供的南京东南大学出具为天台宝华石粉碎与测定元素的宝华石米黄冻石标本，在色泽、质地、硬度等方面高度相似，同为叶腊石，米黄色，微透明，软质地。杭州印石收藏家徐尧林第一时间根据图文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这块原石就是宝华石？照片上看似乎比昌化石会略粉些。此石若有重要历史印记，当是盛事。如果要说刀感的话，青田尤其是封门石性的爽利且有序是任何石质难以比肩的，所以青田可能性不大。我以前有一块印石的刀感与这块印石刀痕有点类似。”

　　两宋时期，最早北宋欧阳修《集古录》，米芾集中也有金石方面记载，南宋大诗词家李清照丈夫赵明诚著《金石录》以及后来的《宣和印谱》名重一时。篆刻印章主要自宋代开始才算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金石篆刻”，“卢　　　”南宋石印作为遗世，目前唯一能见到实物的一方精致篆刻石质印章卢　　　印明显少了工匠气，它的铁证如山的实物出现至少推翻了篆刻史文人篆刻石质印章，即“花乳石（叶腊石）”制印始于元末书画家王冕的成说。“卢　　　”生卒年是1119-1174年，王冕生卒年是1287-1359年，据此整整将印石篆刻史提前了差不多近200年！中国书协原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感言：“苏舜钦三代、苏东坡、米芾已有使用收藏印和姓名章的历史，新昌‘卢　　　’印出土从现代考古学史料做了最好的实证！可喜可贺！”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著名篆刻家徐正濂看了“卢　　　“印也大加赞赏，认为该印的创作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难以想象是南宋的篆刻作品，而且还是石质的，中国篆刻史需要改写。参与鉴定的新昌当地集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美协会员于一身的何国门显然也对这方出土于自己家乡无可置疑的南宋篆刻石印而倍感兴奋：“基因遗传错不了。我看到原印与宝华石样比对，感觉有99%的相似率！简直不敢相信！”

　　“此印刀法娴熟，非熟手不办，应是工匠所为。汉代就有滑石印出现，不过刻工草草，多是冥器（随葬品）。”北京篆刻家陶均的见地亦很深刻，更进一步说明该印的艺术价值迥出时类，要知道唐宋整体上判断还是属于篆刻的式微期，北宋之前的唐代书法家几乎极少有私印盖在书法作品上面。“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朝廷明令禁铸私印，规定私印只能用木雕刻，面积不过方寸，这些限制促使私印尝试采用石材。而在盛行的鉴藏之风推动下，文人们也大大提高了对印章的兴趣，促进了宋代金石学的兴起。随着文人对印章的实用性与艺术性比重发生了变化，其也从作为凭信的实用信物慢慢转变为审美的艺术作品。（俞国璋·新昌博物馆《南宋鹿钮冻石卢　　　　　印》）”一方面是篆刻艺术整体式微，一方面又在文人士大夫书画家群体形成对金石学的兴趣，历史就是这么“好玩”地制造迷藏，让后人无法捕捉却总是兴致勃勃要一探究竟。“卢　　　”印具汉印气象，兼有宋代墓额篆的姿韵，用笔、用刀及结体布置均极顾及小节细微，匠心独远，文气斐然，遍翻《中国篆刻聚珍·隋唐宋印》卷真找不出第2方这样高质量的篆印，关键点是“隋唐宋印”卷中也没有第2方是南宋石印作为实物面世，官印之外，即使是整个宋代几乎没有发现“书画家”私印实物遗存。所以，品相完整、刻制高超的“卢　　　”南宋石印的学术价值远远被我们低估了，完全可以继续提高规格，邀请文物、文史、篆刻、地矿方面的顶级专家作出决定性的权威鉴定，使得“卢　　　”石印成为印学史上一个划时代、里程碑式的标志。

　　正因为卢　　　是一位大约相当于如今省一级法院或检察院的高官，文官制的古代中国必然锁定他是一位文人，这从他随葬品石印、石印匣（石质、石色与宝华石“赤城霞”品种极其相似）、抄手端砚、鼓形石镇纸、狮形石镇纸、六曲铭文湖州镜便可分析一二。卢　　　的家世，根据卢　　　墓志铭记载，曾祖卢革，祖卢秉，父卢知原（墓志中的革、秉、原都缺笔避讳）3人《宋史》都有传。卢　　　是德清人，他妻子吕氏则是新昌人，卢　　　的一位石姓诗人好朋友也是新昌人。卢　　　墓地选址风景佳妙的新昌丁村“十里潜溪”旁，很可能与这种情缘有关。天台、新昌比邻，天台山余脉相连，卢　　　采纳早在晚唐名相李德裕诗句中出现“闻君采奇石，剪断赤城霞”的天台地区的石头请人刻印，或自篆他刻，“就地取材”顺理成章，极具可能。中国第一部赏石专著，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宝华石条：“台州天台县石，名宝华。”北宋林逋有《闵师自天台见寄石枕》一诗，元代学者吴莱曾写过《天台山花蕊石笔架歌》：“天台高山屹苍空，山神染石填青红。良工琢之手运风，搁我彩笔虚玲珑。”《清稗类钞》：“花乳石为图书石之一种，天台宝华山所产，色如玳瑁，莹润空清，可作图书。元末，王冕始以花乳石刻印，是为石印之始，至本朝而采者甚多。”民国邓散木《篆刻学》：“元末王冕，字元章，会稽人，得浙江天台宝华山所产花乳石……用以刻为印，刻画称意，如以纸帛代竹简。”王冕的好友杨维桢在天台任县令期间，王冕曾隐居天台山潜心作画刻印。他试着用花乳石刻印，发现此石质地细腻柔韧，由于他个人书画方面的造诣及圈内影响，石刻印材迅速从技术向艺术发展，文人集印章书写、设计、镌刻于一身，以石抒情、以石言志、以石寄兴，印章“文人化”渐成风气。但是，“卢　　　”印的重大发现，不得不承认“叶腊石（冻石）”的引进篆刻创作领域不是王冕的首创，也不是传说中的赵孟頫，而至少是在南宋的中早期。明代印学家甘旸明白无误地在他的《印章集说》中声明：“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其次，还是缘于缺乏好的适用的石质印材，是以不普及，“刻不易”也。“唐宋私印始用之”，“卢　　　”印即为最直接最可靠的明证。通过判断“卢　　　”印的创作成熟度，文人背景的卢　　　完全可能像目前猜测米芾、赵孟頫可能自打篆稿、工匠刻制一样为自己选用艺术性强的篆刻作品。最最值得回味有趣的是，赵孟頫与卢　　　同为德清人，卢　　　与王冕又同是会稽（绍兴）地区活动过的人，“卢　　　父亲卢知原一生与天台有缘，死后墓葬天台。”

　　天台、新昌历史上曾经互为交错过，种种迹象表明，文人篆刻的历史就起始于浙江，包括石材的探用推广均肇基于浙江。南宋既然还没有提到“处州（今青田）灯光冻”，寿山石、昌化石，那么，面相质地上神似的天台（宝华石）应该就排在“卢　　　”石印寻踪的第一位置上是勿庸置疑的。天台宝华石色彩绚丽，约有100多个品种，“田坑”、“水坑”、“山坑”三大类外另有“宝华冻石”，“卢　　　”印即接近宝华冻石的质地，颜色有深浅，但不影响质地辩识。

　　又，天台石很长一段时间被当地看作观赏石，没有发现它的印石历史与市场价值，加之它没有深度勘探，尚不清楚其中最适合篆刻刻制的冻石矿藏量有多大，严重制约它与青田、寿山、昌化、赤峰石较劲。回溯它的石头史，历史上许多重量级诗文大家为它“鼓与呼”出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章句，其它印石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冻石晶莹存古貌，奏刀更胜王山农（王冕）”（福州篆刻家郑春松诗赞），地沁800多年的“卢　　　”印一派文气，它出土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新昌，而近年天台宝华印石的重新被发掘（《美术报》曾追踪报道过4篇记者采写的文字）使它找到了可以触摸的石魂，难道不是一件喜事盛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