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是近代学界公认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用毕生的精力和学识，运用金石考古等多种方法研究《水经》、《水经注》，撰写成巨著《水经注疏》。他还编绘有《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等。

　　杨守敬是金石学家，又对目录版本学造诣精深，撰著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望党金石录》等，编辑有《寰宇贞石图》、《三续寰宇访碑录》等。目录版本方面的著作有《日本访书志》、与黎庶昌合辑《古逸丛书》等等，都颇受当时学者名流的推崇，至今也是少有的杰作。

　　杨守敬的书法、书论驰名中外，于楷、行、隶、篆、草诸书俱长，撰有《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多部书论专著。在日本期间，杨守敬以精湛的书法艺术震惊东瀛，折服了许多书道名家。他还应邀讲学、交流书艺，收纳弟子，在当时的日本书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杨风”，被尊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其影响至今犹存。

　　杨守敬堪称近代大藏书家。在搜藏的几十万卷书中，海内外孤本有几万卷，宋版藏书有数千册。为收藏善本古籍，他多年节衣缩食，或以书法碑帖“以有易无”。尤其是在日本期间，他大量购回散佚古籍，得书“遂盈筐箧”。其中有十分珍贵的六朝及唐代抄本，有世所罕见的宋元刻版……杨守敬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守敬（公元1839－1915年），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宜都陆城（今湖北宜都）人。

　　杨守敬自幼嗜书，却学优而未能仕。每次入京赴考期间，他都乘机遍游京师书肆，广泛搜罗古书和碑版文字，由此奠定了他的目录版本学和金石考据学的基础。

　　光绪六年三月，杨守敬第六次会试不中。他正在北京的寓所内生闷气时，外交官何如璋来访，邀请他作为使馆随员出使日本。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县人，早年喜学桐城派古文，后来潜心时务，常往返天津、上海之间，与中外人士商谈，向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对外事愈发留心，成为通晓洋务的佼佼者，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评为“不意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这是何如璋第二次出使日本。他说他久仰杨守敬的学问修养和金石书法的造诣，又说日本国与别的外夷不同，往来公函书写汉文，驻日使馆需要一位擅长书法文辞的先生。

　　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入幕。是留在北京准备下一次会试还是去东瀛见识一番，这让杨守敬有些踌躇。他想中日间书法交流古已有之。在唐代，日本曾有多批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传统文化和各项技能，这些人回国时携归大量书法作品。在明朝，曾有日本商人在泉州购得大量的张瑞图书作东渡，就是不久前的大书家王文治也作渡海交流，不过他随团出使的是琉球群岛。而他这次要去的是东京，是日本的国都，说不定在那儿可能见到诸如二王墨迹或智永《真草千字文》之类的抄本。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个遣日使的，于是答应了何如璋的邀请，处理了北京所租寓所的家什，将平时收集的图书托寄回家。他言明要带上自己所收藏的碑版佳拓，说在得空时就编纂一本《寰宇金石志》之类的书。何如璋同意了，但他决没有料到杨守敬竟带了13000来种，装了好几大箱，在外交官的行李中占了老大一堆。

　　自成为遣日使，杨守敬很快熟悉了公使与各方往来的信札公函。得空了，他便如在北京一样去东京的书肆和古董店逛悠。这一逛就被他发掘出了一座金矿。

　　日本时值维新之际，西风炽烈，自隋唐以降由遣唐使携回的汉文古籍被看作是落后的象征而随意处置。杨守敬便以他两次鬻书所得的润资大量购进许多国内已散佚的善本秘籍。杨守敬还认识了一位名叫森立之的日本医生，立之君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杨守敬在森立之处看到他所制作的善本书影数册，爱不释手。森立之见杨守敬如此宝爱，慨然举赠。杨守敬则从中得到启发，补以在日本所访得的宋元秘本的样张后照相制版，刊印行世，名曰《留真谱》，从而开创了古籍版本学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印本先河。森立之又送给杨守敬一本《经籍访古志》。此后，杨守敬按图索骥，仅一年时间，竟购买到三万多卷古书。

　　一年后，黎庶昌接替何如璋为驻日公使。黎庶昌字纯斋，贵州遵义人，光绪年间曾两度出任驻日使臣。黎庶昌也是一位好古之士，当他听说杨守敬在日本访得许多国内已失传的古书后很受感动，遂委托杨守敬在搜访古籍的基础上刻印《古逸丛书》。

　　杨守敬在驻日本公使馆做随员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但慕名向他求教和登门拜访的日本书家却不少，交往甚多且记录在案的日本著名书家有松田雪柯、冈千仞、严谷修一六、日下部鸣鹤、山本竟王、川田雍江、山中信天翁、矢土锦山他、水野疏梅等。这些书家都很敬重杨守敬。1881年松田雪柯因健康原因要告老还乡，杨守敬应邀与严谷修一六、日下部鸣鹤、川田雍江、山中信天翁、矢土锦山等一起为松田雪柯饯别。饯别时皆写赠言，众家推杨守敬题字书首。杨守敬题的是：“辛己五月与东瀛诸友集清华吟馆为雪柯居士饯别。诸君各有赠言，嘱守敬书首”。这就是载入日本书坛史册的“南浦赠言”。若干年后，日下部鸣鹤在《日本近代书道的先觉者山本竟三先生五十四忌追悼纪念展图录·作品集》的序言中写道：“杨惺吾守敬博学宏才，研精金石碑帖，古今书法无所不通。此卷为岸田君背临《定武兰亭》五字不损本，不拘形似，深契古之神，非老手安能如此乎？”

　　光绪十年，杨守敬尽载其在日本访得之书回国。光绪十二年，杨守敬再次参加会试并再次落弟，由是断绝了仕途之念而潜心学问。光绪十四年他在湖北黄州筑园藏书，园名“邻苏”，以其与苏东坡旧居相邻故也。辛亥革命时，杨守敬避居上海，但其书未及运出，当时，都督黎元洪应日本驻汉口领事寺西秀武之请求，发出了保护杨守敬藏书的启示：“照得文明各国，凡于本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国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敬爱，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这使当时已七旬高龄的杨守敬备受感动。民国元年，杨守敬将幸免于难的藏书从武昌运到上海。

　　杨守敬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成就，而且都是搜罗资料丰富，研究深入。在书学方面，他不但研究碑帖，也胜擅挥毫，但他并未自诩为书法家，故不特别强调体势上的创新。然而在碑学的推广和鉴赏方面，他却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他在30来岁时写下《评碑记》、《评帖记》。于34岁时开雕双钩碑拓的《望堂金石》。于40岁时集字成一部《楷法溯源》字典。他42岁到日本的时候，带着收藏的13000多件碑版前往。后来虽然为了换回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不得不将许多碑版卖掉，但他却用缩影照相术，于44岁时完成了《寰宇贞石图》影印本。这些重要的著作，使日本爱好书法的人士眼界大开，加速了日本书坛的现代化。正因为他对日本书坛的影响巨大，才有后来水野疏梅的渡海求教，并促使杨守敬在衰年完成了《学书迩言》这部书学专著。

　　他在《学书迩言》卷首绪论中，提出了学书有五要：天分、多见、多写、品高、学富。其中多见、品高、学富三件事，他都身体力行。由于他对学术的关注甚深，尽管没有走上专业的书法家之路，但却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书学评论家。尤其他在《学书迩言》中表达了对书艺的理解具有的深度与广度，并能“碑帖并重”，没有像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样，一味崇碑抑帖，表现出偏颇的书学审美观。

　　民国三年，杨守敬应聘为袁世凯顾问、参政院参政，他的藏书又随即迁至北京。

　　1915年1月9日，杨守敬于北京无疾而终，享年76岁。

　　杨守敬寓居上海时尽管年逾七旬，闻知西泠印社举行立社雅集，仍积极参与，并列为“赞助社员”。在他逝世之后，他在日本的书友弟子如日下部鸣鹤，再传弟子河井仙郎，再再传弟子小林斗盦等相继来华，演绎了一则则书道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