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字面来说“绘画性”就是指艺术家通过笔触、颜色、薄厚及各种材料的具体画面体现。回到“绘画性”，想来应该和摄影技术出现有关。摄影的出现，代替了绘画的再现、记录功能。就创作者而言，“绘画性”是个体的灵性以及生命体验在绘画中的体现，也是机器复制时代由情绪和手感显现的超出视觉经验的艺术语言方式，不可复制性既是“绘画性”的价值所在。这也正是绘画的魅力。

　　照相技术的出现，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具象主义、抽象主义以及后现代这些明显带有浓烈个人意识的流派成为主流思潮，主动地审视和对“绘画性”的思考激发了艺术家们创造出大量纯粹个性化样式的作品，绘画图式更加多样纷呈。而后期一些画家则更多地融入了自身观照的方式和情感意趣。艺术史的传承发展过程，致使我们不断找寻一条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语言道路。

　　丹托在“艺术终结论”中的描述，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艺术不再纠缠于某一特定形式，而是指向艺术家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当然，这一精神世界是个体对于自身生存现实的体认与反思，也是“绘画性”的当代转向。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谈到绘画艺术的特性在于平面性，艺术的价值在于自身具有的其他门类艺术不可互换的特性，这种特性由媒介所决定。在格林伯格看来，消费时代的商业文化形式中，主要的呈现形态是图像，图像的概念像“绘画性”一样，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图像概念包括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也包括大众文化特征下涉及到的当代视觉形象。而狭义上的图像，主要指如摄影、电影、电视、数码图像、设计、包装等。这些图像的典型特征是通过机械批量生产出标准化、去个性化的产品，并且进入私人空间。德国艺术理论家本雅明明确指出，艺术作品尤其不能忍受机械复制。这不但能确保作品的唯一性，还能确保作品的手工性特征，在这里，手工性也即“绘画性”。西方当代艺术中的“绘画性”内涵是一个由注重画面的形式结构到注重手工性的一个过程。

　　反观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尽管政治波普的概念来源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波普一词，但美国波普艺术是对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图像的直接挪用，中国的波普则主要指绘画风格或样式。很多艺术家都在将人的精神传达拓展到不同的侧面，然而画面技术难度的降低也在消解“绘画性”自身构建的疆域。艺术不得不重新探寻另一种精神寓意传达的可能，将技术固化的形态打破，实现艺术的自我更新。

　　“绘画性”是多年艺术实践过程中艺术家对作品气息的控制，“绘画性”也是艺术家多年累积由心而发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绘画性”是艺术家情感、心理与精神的形象传达，不以再现客观世界为唯一目标，“绘画性”意味着绘画同时挣脱了描摹与再现双重枷锁，在关注技术语言的同时也在表现人的精神状态。在我看来，回归精神表达，避免沦为技术奴隶的艺术创作才是“绘画性”的根本。当代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身处其中的艺术家无法脱离这一社会进程，唯有真正介入当下多变的生活真实、反观技术理性后的感性体悟、表达生存状态的直觉才不至于被技术淹没。在摄影如此发达的今天，“绘画性”显得弥足珍贵。缘由在于运用数字技术创意图片可以实现各种奇幻图景，数字微喷技术可以实现将高清图像打印在油画布上，确有写实绘画无法比拟的便利。

　　作为一个画家，应该有能力通过绘画行为引入绘画发生的时空之中。从波普艺术出现后的价值判断，很多艺术家总是寻找一种带有专利性质的创作方式来确立个体精神的价值。对当代艺术家而言，这种纯粹的精神孤岛其实早已沉没。绘画在波普艺术及超级写实主义之后已没有原创性可言。所以，绘画的当代性不再局限在技艺之中，不再是绘画语言的个人特征， 而是以何种观念从事创作、对待技艺的问题。因此，绘画的观念化为绘画具有当代性的理由。只有这样，才能提出精神创造和思想创造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对“绘画性”而言至关重要。

　　为达到某种风格的技术手段并不意味着你拥有某种思想，通过改变效果来改变你的思想高度原本就是一种奢望。只有艺术家的观念不断深化，技术不断成熟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