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窥视华北。就在山海关沦陷不久，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决定将文物分批南迁，以策安全。刚刚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接到国民政府准予南迁的命令。他即刻作出周密部署，将故宫文物清点造册分批装箱。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件巨大的文物，而收藏在其中的珍宝书画等汇集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成果。马衡和他的部下选了又选，文物菁华已装了2万余箱。有人问十个笨重的石鼓要南迁否？石鼓为何物？乃先秦遗物，石刻之祖，国宝也！身为金石学家的马衡自然知晓石鼓的价值，他当场决定十个石鼓也装箱启运。装运国宝的专列辗转来到上海，石鼓被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最下层。

　　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建成，石鼓迁往南京，暂时有了安身之所。但石鼓在南京只呆了不到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继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告急，石鼓随故宫文物再次启运西行。石鼓等文物原定暂存地处长沙的湖南省图书馆。马衡到现场踏勘后发现该馆为木质结构，且年久失修，他当即决定南迁文物继续西行，直至藏入贵州西部一座天然的溶洞。果然不出其所料，仅一周之后，日军轰炸长沙，湖南省图书馆在烈焰中化为了灰烬。得知长沙大火，所有参与这一路护送文物工作人员都额手相庆，称颂马衡院长决策英明。

　　马衡（公元1881－1955年），字叔平，别署无咎，室凡将斋，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马衡的父亲马渔珊历任宝山、上海知县，有德政。马渔珊育有四子。其长子马裕藻，攻文字学。马衡擅书法篆刻，精金石赏鉴。其三子马季明、四子马隅卿并长文学。兄弟四人俱在南北各大学讲学，人称“马家四骏”。

　　1920年开始，马衡这匹骏马开始起跑了。时值汉魏石经大量出土，马衡于教学之余倾力研究，有《汉熹平石经论谙尧四篇残字跋》、《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目》、《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等论文发表。尝从事“新嘉量”研究，有《新嘉量考释》一文，并据此器又作《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马衡研究注重实物，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新的发现接二连三，这吸引着马衡走出书斋，率领师生进行野外考察研究。自1923年以来，他先后至新郑、孟津调查铜器出土实况，至洛阳圪垱调查汉魏石经出土实况，参加并主持了貔子窝和燕下都的现场发掘。此时的他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发展，遂使其学术水平领先于时代，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其间的主要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等。

　　马衡和故宫结缘始于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的那日。

　　马衡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与他同时调入的有书画家黄宾虹和篆刻家王福庵等。王福庵在鉴别和钤拓故宫所藏印玺的过程中和马衡缔结了很深的友谊。后来国民政府的印铸局南迁南京，王福庵随同南归，但黄宾虹却一直滞留至1948年才返回杭州。只有马衡自踏进紫金城，便把他的后半生贡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马衡发现并鉴识故宫所藏散氏盘为存世真品，这让他在文物界名声大振。他从最初的古物所所长被提升为副院长。他对故宫所藏文物十分熟悉，说来如数家珍。

　　1933年是故宫博物院的多事之秋。先是院长易培基打报告获准卖掉一些易坏易朽的茶叶布料，以充管理费的不足。此举被与他有过节的张继抓住把柄，说他贪污盗卖故宫宝藏。一时间，全国的大报小报全都登载了这条社会新闻。从来不过问政治的马衡也觉察到这背后是一场权力争斗。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国民政府来电，召马衡速到南京。家人很是忐忑不安，马衡也不知道国民政府召他去南京所为何事。原来张继与易培基相争两败俱伤，这次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于右任推荐，经中委会同意，马衡被列为新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人选。一直觉得做学问比做官重要的马衡听到任命后不断推辞。后来，在蒋介石的劝说下，马衡只得领了职。当时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级别很高，和五院的行政级别一样，算是国民政府的大官。从北京出发时马衡还是孑然一人。当他从南京回来，接站的人就成群结队了。

　　马衡当上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却没有时间再研究文物了。对于专司文物保管的文博人员而言，大量文物的长途搬迁是一桩史无前例的艰难任务。据《山堂清话》记载：“三馆虽然从事装箱，而难易却大不相同。最困难的自然是古物馆与秘书处所装的箱件。中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其形状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它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这是图书、文献二馆没有的。我们的做法是，将库中自乾隆以来，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所装载的瓷器箱，打开来看，他们是怎样包装的。然后又向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询问他们是怎样将珍贵古物装箱出口的办法。同时再请他们到宫内，作一次示范表演。然后我们也就依样画葫芦，如法炮制。天下事，熟能生巧，久成专家。我们有些人，装置若干时日以后，对于此道大有心得，不但不再求人指导，而且竟能外出客串，代替别人装箱了。我们由领教观察和实地经验得知装箱的秘诀，不外下边的四字真言，就是稳、准、隔、紧。”归纳所言，就是用谨慎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使件件相隔离，然后包扎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也就是由于这种缜密的心态和认真实在的工作态度，才能使后来经历上万里迁移的数十万件故宫文物，几乎做到毫发无伤。

　　马衡善于用人，当他刚担任院长时，把自己在南京政府当官的哥哥推荐来的几个朋友辞了。马衡觉得不是他们缺乏才干，而非“忠诚扎实之士”，故不能在故宫工作。

　　马衡很为自己挑选的员工而满意。后来他撰文叹曰：“故宫文物分批西迁，八年来国宝没一件遗失，无一被盗和损坏，全部安然无恙，这是故宫全体执行人员的功劳。他们若没有忠贞的爱国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的。”

　　正是这桩奇迹让马衡得享盛名。当他返回北京忙着清理避难归来的国宝时，杭州来电，他的朋友王福庵代表全体西泠同人盛情邀请他出任第二任的西泠印社社长。马衡是印社早期社员，他自然知道这当西泠印社社长的分量。前任社长是吴昌硕，那是诗书画印四绝的通才。吴昌硕之所以被推选为社长，不啻他是艺坛泰斗，他更是书画篆刻家们的精神领袖。从1927年吴昌硕仙逝至1945年，这18年间西泠印社的社长一直阙如。中间固然经历了八年抗战，但在此前呢？西泠印社的创始者中完全可以推举一位社长，但是他们没有。谦虚固然是他们的美德，但他们仰望的视点比旁人能够想像的还要高些。他们是在等待着一位能够统领全局的人物出现。缶老仙逝时这样的人物或许没有，他们耐心等待着，等待着历史培养出一位这样的人物。而现在这样的人物出现了，这便是他马衡。想到这里，马衡不禁有些汗颜了。

　　马衡为人一直低调，他回电婉拒了朋友们的邀请。可是杭州方面接连发来三封电报，且一封比一封言辞恳切。这让马衡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回忆起第一次参加西泠雅聚的激动，想已经过世的吴隐、守望西泠的叶为铭、时刻为西泠着想的丁辅之和王福庵……马衡突然恍然大悟，他们那“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立社宗旨，不正和自己千辛万苦护卫故宫文物的精神是一致的吗！想到此，马衡即刻回电同意出任印社社长，但他离不开故宫，他只能在北京遥领社事。杭州方面马上来电，说西泠同人一致同意马衡的决定，又公推韩登安为印社总干事，由韩定期向社长汇报工作云云。

　　通过数次函电往复，马衡担任了西泠印社的社长。而此时故宫博物院百废待举，他分身乏术。刚刚把箱内的文物放归原处，时间已到了1948年。南京行政院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一级文物运送台湾，并电令北平故宫博物院将珍品装箱亦运往台湾。何去何从，马衡吸着雪茄，伫立于窗前陷入沉思。这些珍贵文物应该留在北平，留给人民。当时，他儿子马彦详已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奉命秘密潜入北京与马衡联系。见父亲沉默不语，马彦详晓以大义。事实上，马衡的气节也不会同意自己带着文物离开故宫。马衡下定了不去台湾的决心，并且把已经到台湾的长子马文冲也召唤回来。

　　南京的催促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马衡一面答应要执行命令，一面说装箱要小心，安全第一，不能求快，又推说自己身体不好。直到辽沈战役结束，故宫文物还是一箱都没运出北平。驻守南京分院的学生奉南京之命挑选了若干箱文物运往台湾，消息传到北平，马衡宣布即刻与其断绝师生关系。由于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傅作义宣布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也由于马衡护卫有功，故宫博物院和庋藏的所有文物都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解放后，马衡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当“三希堂”旧藏中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现身香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百忙之中关心此事，从建国初期有限的国库中拨出专款，派马衡和马叙伦、王冶秋赴港将其购回。这两件被乾隆皇帝称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联”的稀世珍宝完璧归赵，此举深深感动了马衡。他在1953年离任之时向故宫博物院捐献了一批金石碑帖。1955年马衡逝世后，其家人遵从他的遗愿，将其一生收藏的万余件文物全部捐献给了故宫。

　　马衡遥领西泠印社社长之职后，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实质性的工作，而西泠印社需要的也是一位印人的座标。马衡既是一位历史、文物、考古专家，又是一位能诗词、工书法、精篆刻的艺术家，可谓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的才华与资望，确是足孚众望的社长人选。郭沫若在《凡将斋金石丛稿序》中对马衡赞不绝口，认为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郭沫若特别对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历尽艰辛将石鼓等国宝妥运西南地区一事，推崇备至。

　　马衡所作印章，生前结集为《凡将斋印谱》。其后，又有《鍴庐印稿》出版。艺术史家评其印风为“结篆平正，章法匀称，用刀含蓄、细腻，竭尽古法之规范。”其《谈刻印》一文颇多创见，要点有：“余常闻之人曰：‘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两字岂是一支铁笔与几方印石可以概括的？依此解释，未免浅视金石学矣。盖金石者，乃指金文及碑版而言。金文者，商周以来铜器之文字。碑版者，秦汉以来刻石之文字也。治史学者每患文献之不足，乃于书籍之外搜寻其他史料。金石文字为当时人之记载，所谓直接史料，其可信之成分远胜于辗转传写之书籍。研究此项直接史料，始得谓之金石学。

　　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

　　马衡是学者。学者论治印，其视野必覆盖学术。然其论亦确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