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毓龙的尚古情结

　　■蒋频

　　钟毓龙（公元1880—1970年）字郁云，号庸翁，出生于杭州世家大族。家族以前广有资产，在杭州南山一带有一座五进深的大院，旁边还依傍着许多小院落。西湖边有栋带大花园的别墅，城外还有上千亩良田。家庭的生意中有做杭州龙井茶叶的，有做湖州丝绸的，有做皖南山货的，有做五金百货的……每逢过年，家族请来的戏班子在钟家祠堂要从初五唱到元宵节。钟家团聚时，祠堂内要摆上百桌的酒席，装饰华丽的轿子要排到西湖边上……其势之盛可想而知。

　　到1880年钟毓龙出生时，钟家生活已窘迫，无奈之下其父经朋友介绍，带着一家老小前往上海谋生。钟家兄弟入塾读书，年幼的钟毓龙意外获得很好的成长环境，白天跟老师读书，晚上由师母照顾。当时与钟毓龙一起读书的，还有三个王氏家族的子弟。最小的叫王福庵（王禔），也是5岁，后来成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考察王福庵的家族背景，可以推知这应是王家私塾。

　　钟毓龙是个读书种子，塾师教的书读得滚瓜烂熟，没教的书但凡找得到的他也读。此外钟毓龙同时练习书法，启蒙老师是王酉书。塾师的最高理想是教出能在科考中出人头地的学生，他所教书法也离不开应考的范畴。王酉书能写一手规范的馆阁体，他自然也要求学生照样临习。馆阁体又称台阁体，是一种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的官场用书体，以明清两代为盛。在历代科举考试中，亦要求以这种书体应考，故又有称其为“干禄体”的。好在那时钟毓龙还没有萌生当书法家的念头，他觉得读书人研习馆阁体是天经地义的事。钟毓龙的科举之路走得还算顺畅。他先考上秀才，后来在26岁时又考上了举人。此后不久，清朝决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于是钟毓龙成了清朝的最后一科举人。

　　眼看钟毓龙长大成人，长辈们为他物色了一门亲事，让他搬回钟家老屋居住。妻子是位贤淑的女子，钟毓龙跟她说师母年岁大了，一个人居住不便，她便同意接了师母同住。上了年纪的父亲还关心他的前程，问他是继承家业经商还是去上海或北京的大学堂深造。钟毓龙是个务实的人，他决计以自己的能力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趁着年轻，钟毓龙开始在四所学校教书——即浙江省立一中、定安中学、宗文中学和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教的科目有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那时交通不便，为赶课时，钟毓龙每天坐着人力车来回奔忙。家庭和事业都有了着落，钟毓龙忙但快乐着。此间他好古的天性开始展露，渐渐迷上了大篆，并开始临习收集得到的钟鼎文碑拓。数年之后，钟毓龙写得一手工整的大篆，对上古三代的文字亦有了深入研究。钟毓龙亦善诗词，但他比较钟爱书法，下笔有学者风范，能不用乌丝阑而写得横直井然。据此，他成为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

　　钟毓龙确实具有学者的潜质。他虽然没有入读任何大学，但传统的功力使他具备了扎实的国学基础。看学术界还没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科举考试的著作，钟毓龙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科场回忆录》。书中他不仅描述了自己参加科考的经历，还花了不少笔墨揭露科考中的重重黑幕：如有财无德者不惜动用巨资另辟蹊径，以实现跳龙门的梦想。而那些科场失意又缺乏谋生手段的士子则很容易充当枪手。在顶替这种作弊方式中，雇佣者、枪手、枪架（中介）等各种市场要素充分参与其中，围绕着科考各显神通。并借助“借字”或“票约”，在行规约束下进行枪替交易活动。还有一种方式叫龙门调卷。即本人入场，枪手也入场，完卷后相互调换。或是由枪手代写草稿，传少东家誊清；或是由枪手帮其修改文字；或提前打通关节，把两人的号房安排在一块，谓之“联号”。这样枪手在做完自己的文章后，再利用多余的时间写文章出卖。或是先替别人起好草稿，再做自己的题目，从而达到一石两鸟的效果。《科场回忆录》的出版让钟毓龙的才华初露锋芒。

　　钟毓龙也写小说。在宗文中学任教时，某次和同事们坐船游玩西湖，一位老师对钟毓龙说，明朝许仲琳写了《封神榜》，冯梦龙写了《东周列国志》，近代蔡东藩写了《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可还没一部描写中国上古时期的小说。钟先生是研究文史的，能不能以此题材写一部小说。写这么一部小说谈何容易，钟毓龙笑笑没有接着往下聊。回家后，那同事的提议开始在耳边盘旋，小时候王师母讲的那些神话故事中的情景一个接一个在眼前闪烁。神话故事口口相传，想到哪说到哪，故事说岔了，下次可再找补回来，抑或又可以在不同的讲述人口中得到提升。然而欲把这些神话故事用文字固定下来，还要给人一种艺术的美感，这就不是一件随便做的事了。钟毓龙开始搜集资料，前后参阅了不下五百种书籍，写下厚厚的札记，他才捋顺了上古传说中半神半人的传承和前后左右关系。钟毓龙开始构思，但没有时间写作。

　　转机出现于1926年，由于战乱学校停课，钟毓龙动手写作。同事们问写的是什么书，钟毓龙笑笑说是《想当然尔》。那意思是说，上古时代的事只能想想而写的，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历经10年风雨，是书于1936年出版，名《上古神话演义》。评论界反映颇好，说是可以与《封神榜》、《西游记》等相媲美。

　　钟毓龙也是一位不错的教育家。他在宗文中学任教时颇得校长朱丙炎的器重。朱丙炎去世时力荐钟毓龙继任了校长。由此他辞了其他三校的课，专心当了宗文中学的校长。钟毓龙写校歌鼓励全校师生，还用白布以擘窠大字书写朱丙炎校长留下的校训“质朴耐苦，诚实不欺”悬挂在大礼堂。1937年冬，日寇逼近杭州，钟毓龙将学校迁移到建德，借用一座祠堂做课堂并储藏图书仪器，每月租金20元。1938年，学校又迁到了温州雁荡山。国难当头，度日维艰，学校得不到经费，教员工资常被拖欠。钟毓龙是老派人，他受不了这种煎熬。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雁荡山一带有“举人点主”的乡风。所谓举人点主，就是能列入本家祠堂的祖宗牌位上，往往会写上某某之主。一般人不能在“主”字上面写什么，这要请名人，特别是请举人来写。那一带在清末没出过举人，而废除科考后已有几十年，那一带的祠堂里便积下了好多没“点主”的祖宗牌位。当地人得知钟毓龙为前清末科举人，且是著作家兼教育家，于是常被请去点“主”。除了好酒好菜招待，还有不菲的报酬。钟毓龙将这笔意外收入列入学校预算，就此解决了教员薪水的发放。

　　从接受举荐担任校长到抗战胜利后辞去职务，钟毓龙当了宗文中学25年的校长，足见其作为教育家的定力。

　　回到杭州的第二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平海街成立参议会，请钟毓龙去当参议员。他推辞了几次，最后还是代表教育界去了。第一次开会时，钟毓龙看到有个书面规定，说凡是不到会三次以上的，算是主动退会，于是他便连续三次不去。钟毓龙正为主动退会高兴时，又有人来请，而且是请他代表教育界作大会发言。

　　此后钟毓龙担任了浙江通志馆的编辑、副总纂，相继又成为杭州孔庙管理委员会委员、杭州文物管委会委员等。解放后钟毓龙差不多70岁了，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后来，市政府有人来，请他担任杭州市政协委员，后来是常务委员，再后来被选为副主席。

　　钟毓龙一生都在办教育，写著作或写书法。他晚年写了本《说杭州》，原稿是用毛笔写的，50册稿本，近百万言。杭州的山、水、桥、坊巷、风俗、语言、寺庙、城邑、兵祸、学校、园林别墅，凡是后人想知道的，他都在书里写到了，且如数家珍。如他说杭州的酱园：民国时期，杭州有十大酱园，其历史均在百年以上，其经营各有地盘。酱园不好随便开的，要有官府的“缸照”，配给官盐才能开业，所以能开酱园的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背景。而各个酱园都有特约的商户，有的专卖给大户公馆，有的专卖给各大菜馆，有的则卖给江海的船帮。再如说到肩挑业，举最普通的馄饨担子为例：其制颇特别，一头为炉灶柴火，一头多为抽斗之小柜，裹就之馄饨置其中，中间连以木桥形之架，上置碗盏等，贩者肩之而行。挂一竹筒，击之作声，巡行里巷间，但闻笃笃声，即知馄饨担来。寒夜行人见此，顿生一丝暖意……《说杭州》尚未脱稿，就有人前来借阅传抄。

　　正准备全书付梓，“文革”开始了，钟家被连抄数日。老迈的钟毓龙坐在堂屋的藤榻上看着自己的书和书稿都被抄走，禁不住老泪纵横。《说杭州》的稿本自然在劫难逃，被丢到庭院中央点了火当场烧掉。儿子钟久安趁造反派看管不严，从火堆里抢出《说杭州》的稿本，扔进不易发现的角落，如此才保全了部分书稿。破四旧的风波停歇后，钟毓龙把被毁部分通过记忆继续补写，一直补到1970年去世。

　　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说杭州》11个章节的残本，2003年，经钟毓龙的后代多方搜辑，对缺失章节的细目予以增补，终于在2005年使《说杭州》18章完整地出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