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老虎陈锡钧

　　■蒋频

　　陈锡钧（公元1880—1961年）字伯衡，号汉华，江苏淮阴人。

　　陈锡钧与浙江的结缘始于1914年。那年4月，他被任命为浙江鄞县（今宁波）地方审判厅书记官。1915年4月他赴北京应县知事考试后，于同年6月被委派为浙江钱塘道尹公署（辖原杭、嘉、湖三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开始了在杭州的工作与生活。1916年至1937年，他在杭州和周围的湖州、嘉兴、绍兴、宁波等地担任各类官职。由于陈锡钧的为人和在各地任职期间表现出的对碑帖的热情收藏和悉心研究，1929年12月他被聘任为新成立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专门委员。由于陈锡钧的收藏和研究与西泠印社的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相吻合，加之他积极参与印苑活动，所以他顺理成章成为了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

　　陈锡钧在自己的藏品上所作的大量题记以及相关的金石学著作表明，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对碑帖的集藏考证。中年后其任职多在文化氛围厚重的浙江尤其是在杭州，此地人文积淀深厚，藏家学者众多，这有利他丰富收藏与积累学识。1936年他被推举为浙江文献展览会筹委会金石拓片组主任。当年由陈锡钧操办的浙江省金石碑帖展览以其展品的丰富和珍稀而轰动全国。

　　如果说陈锡钧兼任省立博物馆专门委员是他从官吏到文化人转型的开始，那么1934年底至1937年8月编辑《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时，他已然成为了文化界的著名人士。

　　有一事例可说明陈锡钧对碑帖的收藏热爱所达到的痴迷程度。据其友余绍宋记载，浙江桐庐县的桐君山摩崖石刻向未见诸史书记载或有拓本流传。因该山地形险峻无法捶拓，陈锡钧想方设法求之而不可得，故一直耿耿于怀。他先找来县志等书籍研究，知桐君山因地处两江交汇风光独特，曾引来无数文人墨客，故在沿江石壁上留下许多关于题咏桐君山的摩崖石刻。宋理宗嘉熙年间，一位姓赵的县官组织民众开凿山路，后来又动员士绅资助财物才铺了石级。百余年后，元代著名散曲家张久可曾在桐庐任典吏。虽官小职卑，在仕途上很不得志，可他专写散曲，留存作品850余首，为元代散曲作家中传世作品最多的一位。此外他还组织民众实施了第二次凿山开路。民国年间尚依稀可辨的石径即为元代留下的遗迹。历史还可以透过民间传说和古籍记载的零星碎片往前推溯。据《方舆胜揽》记载，4000多年前，此山长满桐树，有一位老翁在此采药炼丹。老者常常给山下的百姓治病且分文不收。有人问他姓名，他只是笑笑，指指后面的大桐树，这位老者被称为桐君老人。然桐君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对药物研究卓有成效的医药学者。据梁代陶弘景的《本草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当代《中国名人大辞典》等记载：桐君，黄帝时人。黄帝命巫彭采药求道，止于桐庐县东山桐树下。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著有《桐君采药录》……历代诗人和书画家如苏轼、陆游、徐舫都曾以桐君为题材吟诗作画。苏轼在杭州当过太守，黄庭坚又为他的学生和师友，桐君山上是否存在他们的题诗，这一想法一直困扰着陈锡钧。最后他运用行政手段和个人友情，求助当地县长组织了一队熟悉山势的当地民众上山拓碑。那时陈锡钧已年过半百，县长劝他不要上山，可他一者怕外行胡乱拓碑，二者要亲眼目睹刻石的真面目。清除藤萝积垢后，陈锡钧见石刻保存得不错，于是指点随从铺纸捶拓。意外往往发生于遂心之际。当陈锡钧亲自带着拓片下山时，一脚踩空，人竟滑下陡坡没了踪影。县长带人寻到山脚下时，却见陈锡钧高举拓片站在溪涧中，自己已浑身湿透。此次收获颇大，共访得唐代崔颖和宋代苏轼等题刻三件。

　　关于陈锡钧的学问与收藏，同道们都非常钦佩。大家公认在江南一带，对金石拓本的收集之完备与研究之深邃，陈锡钧实为第一圣手。同一古碑可能有数种拓本，陈锡钧能从某处之残损而定其拓制的具体年代。碑帖因用焦墨拓制，呈黑地而白文，杭州土话故有“黑漆墙门”之称。据友人传说，陈锡钧因学识丰富而致眼光敏锐，各种拓本只要略一展示，即知其是否罕见，价值若何。他往往仅出极低之价而得海内孤本，行话称之为捡漏。别人若从他那里购得罕见之拓本，非花重金才能如愿。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能辨别是否稀罕才能界定价格。为此圈内人士于陈锡钧颇有怨言而又无可奈何，遂赠之“黑漆墙门老虎”别号。从褒义角度理解，也就是碑帖大王之意。朋友进入陈锡钧所居之石墨楼，可见各种拓本堆得满坑满谷，遍布楼上楼下。当朋友提出欲观赏某种碑帖，陈锡钧却可以在碑帖堆里伸手便得。所谓的如数家珍，此式即是。

　　陈锡钧究竟藏有多少种碑帖？据说他自己也声称未曾计数。当年余绍宋编《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时，曾连续发表陈锡钧收藏的各类拓本。钟鼎类有兮仲钟、郑公钟、师望鼎、盂鼎、唐合州庆林观钟、宋太平兴国禅院钟、虢叔旅钟、鄀公鼎、周叔联簠、汉新莽权、商董武钟等。石刻类有秦石权、汉永和三年严氏食堂画像、汉阳三老食堂题记、汉东乌关城记、汉马姜墓志、汉开通水道记、汉文叔阳食堂画象题字、汉西陕颂、汉石墙村石刻、曹魏三体石经等。该刊1934年至1937年共出版87期，所载金石拓片以陈锡钧藏品为最多，达48种。如果包括连载，几乎每一期都见载他的藏品，且无一不是孤本名拓罕见之本。只可惜因抗战爆发该刊停办，陈锡钧藏品无法更多展现于世。

　　抗战期间，陈锡钧拒受伪职，避难上海租界。1938年初举家迁居上海时，因藏品无法全部带走，故此次损失颇多，令他一直不能忘怀。陈锡钧在《翁松禅金石学·序》中写道：“往岁日寇侵华，我的原籍淮阴、寄籍杭县两处所藏累世流传的文物，均被洗刮一空”。为志不忘，他嘱刻了“石墨楼丁丑劫遗”印。后又编著《淮阴陈氏世藏金石善本全部目录》六册（浙江图书馆藏）。此系陈锡钧于1956年凭回忆编成，已不能全面反映他以往的拥有。陈锡钧的痛惜是可以理解的。珍稀碑帖求之不易，向来索价甚高。陈锡钧毕竟不是高官富豪，养家之余，他要藉薪水广作收藏必然不易，花费的心血和精力更多，也使他更珍爱其藏品。陈锡钧的儿子曾回忆父亲：他一生视家藏文物为生命……即使在抗战时期，家境困顿之极，他宁可终日辛劳，以卖字以及任家教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老小勉强度日，而绝不肯变卖哪怕是一件文物以资家用。

　　除了碑帖，陈锡钧的为人也有颇值得称道之处。

　　民国初年，时民国政府浙江省民政厅长褚辅成的主持下，拆除城垣，在杭州西湖沿湖东岸一线建起了由南而北五大块绿地，以公园之称逐一编号，加上1929年前后辟建的地处最北的第六块绿地即六公园，统称为湖滨公园。然湖滨六公园并不是第六公园的意思，而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的干将周李光。周李光字六介，大家尊称他六公，所以六公园其实是六公之园的意思。周李光是浙江乐清人，清末秀才。辛亥革命前夕，周李光受新思潮影响，在杭州策划革命。1911年杭州新军举行起义，周李光率领先锋敢死队攻克多处要塞。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了浙军攻打金陵的战役。1912年浙军凯旋，周李光被任命为临海县知事，第二年升任杭县知事。这几年里陈锡钧都在周李光属下做事，两人成为挚友。有感于周李光为人的磊落，在改造湖滨公园时陈锡钧提议将六公园赋予纪念六公之意，此提议被浙江省民政厅采纳。

　　陈锡钧擅写汉隶与魏楷二体。著名美术教育家姜丹书曾评其为：“精碑版学，收藏甚富。最善书《曹全碑》，凝炼藏峰，沉着稳秀”。杭州西湖苏堤有六桥，其中跨虹、东浦、压堤三桥桥名为陈锡钧所题，现仍存见。题名为西湖园林所邀请，陈锡钧非但没索要分文润笔，还主动提出不必署名，让游人知其桥名便是。

　　至1949年，他独力完成了《浙江省通志稿·碑碣门》，约60万字。陈锡钧所作“序例”称收上古三代至清末浙江石刻，但文字只录至元代，乃因浙江省通志馆1949年3月解散而未竟事。此乃陈锡钧倾力之作，广闻博采，每目有提要，简介其源流，或录他人之考订，可谓集浙江元代以前碑刻及研究之大成。他还著有《历代篆书石刻目录》、《枫树山房帖目补编》、《金石述闻》、《石墨楼金石见闻录》、《翁松禅金石学》、《叶鞠裳金石学》等多种。金石学界普遍认为，陈锡钧能广泛发现、考证、补充翁同龢、叶昌炽、方若、惠兆壬等这些金石大家之缺漏或补其不足，体现出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深邃功力，并大大丰富了金石学。

　　1950年金秋，陈锡钧参加西泠印社秋祭典礼，与王福庵、黄宾虹被共同推举为执事主祭。1951年陈锡钧接受在上海的同人委托，在杭州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邵裴之将西泠印社完整地移交给政府。1953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成立，陈锡钧因年岁已高，由专职的文化局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转任该馆第一批馆员。1957年，浙江省考古学会与杭州金石书画社成立，陈锡钧分别被推举为理事与社长。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1年陈锡钧逝世，他被授予了多项荣誉。

　　1957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在其寓所召开会议，提议成立恢复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推举陈锡钧为筹委会主任。陈锡钧婉拒主任衔而同意出任副主任，另一位副主任为潘天寿，委员是沙孟海、诸乐三、阮性山和韩登安，皆为书画金石篆刻大家。陈锡钧于1961年病逝于杭州，享年82岁。陈锡钧的性格在某些方面与王福庵相似，他们都具备当社长的资质而不争，都把更有社会影响的贤达推举上位。正是有着一大批不争名利的热爱传统艺术的文化人默默地作出贡献，西泠印社才可能从数量不多的同人社团发展壮大至中国及至世界著名的艺术组织。

　　陈锡钧从一位民间收藏家变身为金石学权威，最后将所藏大量碑帖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国家。据资料记载，1960年5月，陈锡钧已将装裱过的碑帖41种46轴无偿捐赠给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同年12月，陈锡钧与挚友王松泉先生相商捐赠碑帖事。王先生认为浙江图书馆收藏为宜，并代为联系经办。浙江图书馆得知后报告浙江省文化局。因属文物，省文化局按规定请省文管会先行接收，计5415件，并专文呈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省政府），提议奖三千元并以省政府名义颁奖。在当时，三千元已属巨款。但陈锡钧没接受奖金，只要求将他在安徽当医生的长子调回杭州，有关部门准予办理。

　　碑帖是陈锡钧的主要收藏，却不是他收藏的全部。1965年，其夫人宣宛贞继先生遗志，又分别无偿捐赠浙江省文管会字画、器具等文物。主要有甲骨84片，宋代以降的碑帖、古籍等文物及文献资料共1694册、261轴、486张、23扎、34袋、45页、2卷、1套、6份、2束、8块。另捐赠浙江省文史馆文物、字画、文房用品等计545件，其中有历代名家篆刻印章214方。

　　经过多次捐赠，据知情人回忆，陈锡钧家剩余之金石善本书及古代和现代名人书画册页、砚台图章、玉器瓷器尚有很多，只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殆尽。但他的大部分收藏好好地保存于省图书馆、省文史馆和省文管会的库房内。陈锡钧的捐赠让浙江省的上述单位名列于中国南方收藏碑帖的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