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秋季，我升入初中。就读的是金华一中，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中，而是“文革”时期将原金华师范学校更名的，其实是一所中专性质的学校，师资条件比较好。

　　这一阶段，有两位老师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的绘画老师是刚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分配来的凌宇冰先生。那时他很年轻，不到30岁，颇有个性的“大分头发”与众不同。很快，我就与他相识了。他为了测试我的素描基础，借给我一幅他本人画的铅笔头像让我临摹。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忐忑不安地将画拿到他面前，他足足看了有10分钟，说了一句“不错”。

　　当时，他正在搞木刻，我看到后也很有兴趣，开始了木刻创作。我的第一幅作品是黑白木刻《假日》，之后又创作了套色木刻《稻香时节》和水印木刻《叔叔！您掉了钱包》等。我还创作了几幅木刻稿，其中，《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收获季节》两幅画稿被凌老师刻成了油印木刻。一个初中生的创作能力通过这样的方式被专业老师认可，喜悦之情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我的绘画基本功是通过创作的方式得到提升的，与现在学画者有很大的不同。凌老师藏有许多精美的油画、国画、版画和摄影的印刷品，使我大开眼界。他那间不大的宿舍，对我而言就是阿里巴巴的宝库，每每看到这些精神食粮，我感到人类的生活是多么地美好。从此，我十分珍惜光阴，刻苦学习，努力作画，开始编织当画家的理想之梦。

　　1972年，我的黑白木刻《又是一件好事》，被选入地区一级的美展，年仅14岁。展出地点是兰溪县城，为节约旅费，我骑自行车几十公里。看到我的作品被挂在工人文化宫版画展区的第一幅，心情十分激动，忘了骑车的疲劳。我将省下的路费买了方增先《说红书》的独幅印刷品。当然，一直以来，父亲对我还是很慷慨的，常常给些零花钱，但我十分节约，从不乱花一分。直到我自己当了父亲，才知道父爱如山。因为爷爷去世得早，我父亲中学没有毕业就走上了社会，一生漂泊，历经坎坷。他虽然不懂绘画，但深知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对我十分支持。

　　除了搞版画，我的兴趣还在国画上，因为中国宣纸带来的墨色渗化其乐无穷。那时金华还没有宣纸卖，我托人在上海买了20张生宣纸，记得是2角钱一张。我主攻的方向是国画人物，临摹了包括黄胄、周昌谷、方增先、李震坚、刘文西、程十发等在内的大量人物画作品，之后开始了国画人物的写生和创作。创作中最苦恼的是不知道如何构图，这时，我会参照一些连环画上的画面布置方法，慢慢琢磨。连环画价廉物美，构图多变，至今，我还藏有数百本连环画。此外，费新我和哈定同名的《怎样画铅笔画》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两本书通俗易懂，这也成为我日后写作构图学和绘画形式语言的一个初衷。

　　初中阶段，还有一位老师很值得一提，他就是我的班主任祝鸿照先生。祝老师是教语文的，他声音洪亮，双眼凹陷，但十分有神。当时，我不理解他的名字，为何叫“鸿照”，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是从“鸿运高照”这个成语中来的。那时，他让我当班长，是班上最主要的干部。他上课极好，课文的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修辞方法等都讲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他讲解的许多成语典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两年时间里他的教课使我夯实了语文基础，我的文学能力迅速得到提高，我现在写作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

　　初中二年级，凌宇冰老师被抽调外出搞创作，我们的美术课就停了。祝鸿照老师知道我的绘画水平不错，他让我上美术课，教同班同学画画。接到这个任务，又高兴，又紧张。我做了认真的准备，还画了整张铅画纸大小的示范画。自己觉得可以讲满整节课的，但上了讲台很是紧张，只用了十多分钟就讲完了。还好，我灵机一动，开始讲解作画的步骤和注意的要点，一堂课总算圆满，这是我第一次走上讲堂，真是难忘的一段经历。

　　两年的初中时间很快过去，1973年，正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主抓国家教育，恢复了高中升学考试。语文考试是写一篇记叙文，题目为《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里》。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倒叙、顺叙、插叙，运用自如，文章末尾还模仿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排比句。一周后，祝老师兴冲冲地到我家告诉我喜讯，这篇考试作文经评卷老师讨论，一致同意打90分，获得了当年金华地区的第一名，且比第二名足足高出了10分。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美术报》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