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广州讯 效力 广州艺术博物院主办的“彩羽献瑞——院藏翎毛画专题展”日前开展，展品数量约70件。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中禽鸟种类多，近20种，除了有鸡，还有鸭、白鹭、孔雀、白头翁、喜鹊、麻雀、芦燕、老鹰、燕子、斑鸠等等；古代画家黄荃与徐熙分别引领了“富丽工致”与“清淡野逸”两种风格，此次展览也清晰地呈现出了两个风格的传承脉络；另外此次展览齐聚历代各地的花鸟大家，高其佩、华喦、李鱓、边寿民、任颐、任薰、居巢、居廉、高奇峰、陈之佛、林风眠等等。展览在陈设上依据年代先后呈现，其中几件作品都是很少与大家谋面的，展览以立轴居多，很多精致扇面也采取了小画大装的方式。

　　翎毛在中国画中代称禽鸟。历代画家多通过禽鸟与花草树木、走兽虫鱼、器物等的相互配置，寓意吉祥，表达美好的愿望，或传达画家才情和思想。如芙蓉与锦鸡蕴含锦绣前程之意，松树与白鹤寓意长寿延年，牡丹与公鸡有“富贵大吉”之意，画喜鹊立于梅枝则表示“喜上眉梢”等。 毛，原指鸟翅与尾上长而硬的羽毛，也泛指鸟羽，而在中国画中则借以代称禽鸟，并多出现在花鸟画中。中国花鸟画历史源远流长，肇始于魏晋，独立于隋唐，成熟于五代两宋，元明以后群彩纷呈，成为与人物画、山水画并驾齐驱的一大画科。其描绘的题材包括花卉、翎毛、昆虫、蔬果、鳞介、走兽等，但传统花鸟画并不只是对花鸟虫鱼作简单的描绘，而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画家常以花鸟作比喻，托物寓意，以寄托情感，抒发胸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禽鸟的形象一直具有特殊意义。在花鸟画成为独立画科之前，禽鸟的形象便常常出现在各种陶器、青铜器、刺绣等实用品上，这些禽鸟形象不仅具有装饰性，还被赋予了一定的祥瑞寓意。唐代开始涌现出专攻花鸟的画家，此时的翎毛画多表现贵族畋猎中的鹰鹘，或庭苑中与奇花异卉相配的珍禽。五代时期，黄荃与徐熙分别创立了富丽工致与清淡野逸两种风格，世称“徐黄异体”，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谓。这两种风格经过传承和发展，在宋初形成两大最有影响的花鸟画派，其中，黄派因多写“珍禽瑞鸟、奇花异石”，且画风合乎宫廷趣味，成为北宋院体花鸟画的主流；而徐派清淡野逸的画风则在在野画家中独领风骚。元代文人画兴起，花鸟画从“赋色妍美”向“水墨清淡”转变，出现了“墨花墨禽”，所画禽鸟也不再局限于“珍禽瑞鸟”。至明代，花鸟画的写意观念逐渐加强，明初画院画家林良，已用兼工带写或水墨小写意作禽鸟，而吴门画派则将“墨花墨禽”变格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花鸟画。文人花鸟画在清代一直得以延续，继而发展为写意花鸟画风。清代末期，海派、岭南画派等的兴起，掀开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新篇章，花鸟画创作与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