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昌楹的金石缘

　　■蒋频

　　葛昌楹（公元1892—1963年），字书徵，藏书家兼书画金石收藏家，浙江平湖人。

　　葛家的祖籍是浙江东阳，先祖于明朝曾迁居江宁（今南京市）为官，数代后迁徙平湖定居。从高祖葛肇基开始弃武从商，经营木业。平湖临近的乍浦自宋元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南方各省的物产如福建的木材，曾大量海运到乍浦，再转售各处。同治年间，江浙沪一带建材用量很大，木材业的生意极为兴旺，葛家由此致富。葛氏还经营钱庄业务，赢利颇丰。

　　葛昌楹早年就学于其父创办的平湖稚川学堂，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葛昌楹似乎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他以一位收藏家和艺术活动家的身份行走于社会舞台。从事收藏必须具备几项要素：一是家财丰厚，二是饱读诗书，三是兴趣使然，四是审美独具，而葛昌楹同时具备了这四大条件。传朴堂的藏书始于祖父葛金烺，可藏印则始于葛昌楹。据其友人回忆，葛昌楹精于鉴赏，好藏印，尤嗜明清名家印刻。他常往来于沪宁杭一带刻意寻访，见有名家佳作，不惜斥重金以购得，前后所得数以千计。于“晚清四家”——吴让之、赵之谦、胡钁、吴昌硕之作，葛昌楹尤所酷嗜。其中前两家因时代稍早，葛昌楹不及见人，但访得其印作甚多。特别是吴让之和赵之谦两家的自用印，大多成了他的藏品。胡钁只比葛昌楹长一辈，又因居于邻县，来平湖作客时即下榻于传朴堂。每当胡钁与其父纵谈金石书画时，葛昌楹就如书童一般旁侍聆听，受益颇多。他曾向胡先生请教篆刻之道。胡钁悉心指导，并亲手刻制了一枚“晚翠轩印储”的闲章持赠。由于葛昌楹总觉得眼高手低，自己所刻一无是处，所以没拜师，刻了没几年也就停手了。

　　葛昌楹参加西泠印社是在1916年建社13周年之时，由吴石潜、丁辅之、王福庵引荐入社。大家相处得不错且又都是性情中人，次年春由吴石潜和丁辅之请时任社长的吴昌硕先生刻印一方转赠葛昌楹。吴昌硕问刻什么印面，吴石潜说葛昌楹想加入西泠印社想了许多年了。吴昌硕思索了下便刻了方“西泠印社中人”，边款刻“石潜辅之两兄属刻持赠书徵三兄社友金石家丁己春仲安吉吴昌硕”。葛昌楹获赠此印极为高兴，被大师敬称为“金石家”，这又令他有些忐忑。葛昌楹常摩挲此印不忍去手，时间不长，印章即养出了一层包浆。后来此印在战乱中不知去向，半个世纪后忽然出现于某次拍卖会，收藏家们摩拳擦掌跃跃一试，却又被神秘的买家高价拍去。印坛同人为此感到惋惜之际，有海外社员小林斗盦先生在庆祝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周年的盛典上作无偿捐赠。原来那神秘买家的委托人即为小林斗盦。

　　西泠印社早期诸公都刻印，唯葛昌楹先生不热衷刻印，而以集印藏印和拓制印谱为一生之己任，且借此成为专门人才。经他寻访而得的历代名印有“琴罢倚松玩鹤”，那是开明代文人刻印流派之文彭的代表作之一。有先师事文彭而后以徽派特色崛起的何震的代表作“听鹂深处”。有布衣巨匠邓石如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后者则直接影响了赵之谦、徐三庚等。这些名印无一不为瑰宝，都陆续成为葛昌楹传朴堂的珍藏。

　　葛昌楹一生以“集藏金石，辑梓印谱”为情志，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不遗余力。他将大量精力和财力用在名家篆刻的收集、鉴别、整理上，或独立或与人合作，系统地辑拓成各种高质量的印谱嘉惠印林，在印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经葛昌楹辑拓的印谱有：

　　《晏庐印集》八卷。1915年，年仅23岁的葛昌楹开始辑拓的第一部印谱。谱中收录吴昌硕、吴石潜、叶为铭、胡钁、钟以敬、童大年、徐新周、王大炘八家刻印。卷首有郑大鹤及况周颐序。此印谱共拓装三十部，不入书肆销售，只分赠同好。葛昌楹迁居上海后，所藏稿本样册毁于日军侵略平湖的战乱中。

　　《传朴堂藏印菁华》十二卷。1925年，时年34岁的葛昌楹与其弟葛祖芬于传朴堂所藏2000余方明清名家刻印中选其精到者400方钤拓而成。凡明清两朝的重要印家大致收录在内。由童大年题签，吴昌硕题扉页，罗振玉作序，葛昌楹作跋语。1999年，上海书店以原钤本合数印于—册，影印出版，由潘德熙作序。

　　《吴赵印存》十卷。葛昌楹辑拓于1931年，收录吴让之、赵之谦两家刻印。其中吴让之七卷，赵之谦三卷。每页两印，附边款，初拓本仅为10套。1943年重辑本为6册，增葛昌楹自序。此谱收印颇精，吴让之和赵之谦两家晚年自用印大多收录在内。

　　《宝穰室燹余印存》散页。1936年，葛昌楹受同里张叔未后人转让，得全部宝穰室藏印，因辑拓此谱。宝穰室为清代学者张廷济书斋名。张廷济（公元1768—1848年）字顺安，号叔未，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浙江嘉兴人。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考得解元，后几次会试未中，遂居家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工诗词，风格朴质，善用典故。精金石考据学，尤擅长文物鉴赏，一碑一器都能辨其真伪，别其源流。喜收藏各类古器文物，钟鼎碑版及书画甚多。葛昌楹得宝穰室藏印后如获至宝，购买了上等连史纸随即动手拓制印谱。诚如“燹余”两字所示，这些藏印应该是经历了战乱后的孑遗。考察嘉兴历史，前朝并无大的战事。明代曾遭倭寇数次登岸掳掠，但沿海一带损失不大。而张廷济生活于清代，宝穰室的藏印受到劫掠只可能是经历了太平军的离乱。可没让葛昌楹料到的是，这“燹余”又一次降临。他花费了不少精力拓制的印谱未及装订，即遭日寇攻打嘉兴之劫。《宝穰室燹余印存》未能面世，散页亦损失殆尽。

　　《丁丑劫余印存》。这是葛昌楹与其他藏印家合作辑拓的印谱。丁丑为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是年日寇侵华，平湖沦陷，葛昌楹避难沪上。传朴堂之藏书楼“守先阁”被焚，所藏明清名家刻印因先期埋入地下，得以幸存大半。时浙西藏印家丁辅之、高络园、俞序文三先生亦避难上海，后各出劫余所存，于民国28年（公元1939年）拓成此谱。每部四函，共二十册，计273家印作，集1900余方，成书21部。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影印本，精装两册，韩天衡作新序。1999年，该社又按原样影印线装本问世，有叶潞渊、韩天衡两先生作序。

　　《明清名人刻印汇存》。1944年，葛昌楹与杭州胡洤各出藏印之精者所辑拓。上启文徵明、文彭父子，下至晚清吴昌硕、赵叔孺，汇集明清206位印人的700多方刻印精品。每部12册，每页一印。印面除朱钤外，益以墨拓，以便于读者可从墨拓之印面，研究其用刀之法。此书也仅辑拓21部，移用罗振玉为《传朴堂藏印菁华》所作旧序。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本，精装两册。2000年，该社又按原样影印线装本。

　　《邓印存真》。1944年，葛昌楹集自藏及假于友人陈式金后人所藏邓石如刻印共15方辑拓而成。因内有两面或多面印，故共有印面21方，分装成两册。印面除朱钤外，又加墨拓。钤拓极精，为研究邓石如篆刻艺术的最佳资料。

　　1925年，葛昌楹辑拓《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时闹了个大大的笑话。但凡爱什么入骨痴迷，就有人为其送医送药。葛昌楹嗜印成癖，在江浙沪一带名声远播。有一个嘉兴人叫汤安的动了心思。他托人介绍结识了葛昌楹，悄悄对他说祖上曾收到一批古印，但他读书少不识古印文字，能否请葛先生帮忙鉴定一下。葛昌楹就好鉴定古印，闻言十分动容，当即答应尽力而为。那时葛昌楹在上海已购买房产，平时两边住住。知这汤安家收藏有不少古印，为求鉴赏方便，葛昌楹特意从上海返回平湖。汤安持印如约而至，但不是下午而是黄昏。汤安对此抱歉地说，临出门时有熟人来访，被耽搁了一会。葛昌楹说古印已存世千百年，不在乎再晚一两个时辰。书房里点起油灯，葛昌楹仔细观赏汤安带来的十来枚古印。都是些犀角象牙材质的印章，那滋润的包浆，那纵横交错的裂纹，那质朴古拙的刀法，那时有残缺但基本齐全的印面和印纽，这都是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而积淀下的烙印。最关键的是，这些印章都是传世精品，每枚印章的主人在中国艺术史上都闪烁着煜煜光芒。葛昌楹压抑住激动，故作淡然地问这些印章准备如何出手。那汤安微笑道没想出手，只是请葛先生看看而已。葛昌楹凑近了说古物现身也有行规的，如不等钱用，谁会把收藏得好好的古印拿出来现宝。那汤安听了故作一怔，稍后突然跪拜于地，声音哽咽着说老母病重，是准备出手一批以救燃眉之急。葛昌楹问家里还有多少，汤安说还有许多，但他不怎么喜欢伺弄，平时也没仔细数过。葛昌楹出了个令汤安无法拒绝的价格收买了那十方犀角象牙印章，并约定自己去汤安家鉴赏古印。

　　葛昌楹满怀诚意往嘉兴跑了几次，将汤安祖上所宝藏的古印全部收入囊中。他在传朴堂里闭门欣赏，这批古印中有北宋徽宗的“政和”印、南宋高宗的“绍兴”印，有苏轼、米芾、黄庭坚诸大家的自用印，有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自用印，有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自用印，还有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的“项元汴印”、“子京”、“墨林”等，真可谓洋洋大观，令人咋舌称绝。此前葛昌楹虽藏印千方，然仅限于明清两代，于宋元则一无所得。清点了这两百来方古印，葛昌楹在书房里额手称庆，喃喃自语老天不负有心人，能转让到这批古印全凭老天爷的垂爱。

　　葛昌楹将古印仔细打包，亲自携带至上海，盛邀印坛名宿丁辅之、赵叔孺、褚德彝、高野侯等名家至其新闸路寓所鉴赏。诸家未详其底蕴，惊鸿一瞥，大都十分称羡。亦有疑云满腹者，但碍于面子而未说破。得到诸名家的首肯，葛昌楹信心大增，决定用上等材料拓制印谱。他设计印谱的印框纵17厘米，横10厘米，每页一印，印下绘出纽式并注明材质，收录宋元明时期的名家犀角象牙印谱200方，题名《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共六卷。此谱版式精良，钤印绘纽考究，颇具特色，且由吴昌硕篆书扉页，褚德彝作序，葛昌楹题跋，在印坛名噪一时。如西方寓言中皇帝的新衣被一小孩点破，葛昌楹花费巨资辑拓的这套印谱也被一脚夫点破。那脚夫说某某先生差他来取一本假印谱，葛昌楹闻知其详，随即倒地不省人事。

　　原来这汤安既是读书人也是个江湖骗子。他得知葛昌楹花费大把的银子四处购藏古印，于是起了做伪之心，设局让葛氏受骗上当。汤安，嘉兴人。此人好诗词古文，精篆刻，尤喜明人朱文印，还擅复制古器物。因命运乖骞，其早年曾在中药店为徒。他见收购来的破旧犀角杯仅为中药药材，觉得可惜，于是在中药店打烊后将其改制成印章。又因其仿刻技艺高超，他以假乱真蒙蔽了不少收藏家，在苏州卖出了几枚仿品。后来汤安得知葛昌楹醉心于购藏古印，便开始仿刻宋元明时的大家之印，凡在珂罗版书画册中得见者，无不如式仿制，其裂纹缺蚀等尤为逼真。而葛昌楹为人忠厚诚信，又求印心切，故落入圈套。购藏这批假古印花了多少银元，葛昌楹到死也没吐露实情。

　　遭此变故，葛昌楹家道中落。为维持一家生计，葛昌楹无奈之下只得依靠变卖家中藏印度日。每一次变卖，葛昌楹的心犹如被掏空了一般。他总是反复比较，尽可能将最珍贵的藏品留下。20世纪50年代初，葛昌楹将传朴堂藏印中的一部分陆续让与无锡华笃安。此后华笃安则将这批印章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1962年，葛昌楹听说西泠印社在筹备恢复事宜，立刻从所剩不多的藏印中，拿出明清名人印章43方，捐赠于西泠印社。那是他最后的珍藏，其中有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何震的“听鹂深处”、邓石如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程邃的“竹篱茅舍”、傅山的“韩岩私印”等。在交付这批名印时，葛昌楹动情地说是小女儿出嫁了。这句话既流露了他对这批收藏品的钟爱之情，又感到付托得所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