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谈卓老（李贽），务讲禅宗，山人竟尚眉公（陈继儒），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竟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以隆万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画转变的一个关捩。中国文化当然是永远处在变化之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隆万之前的变化，是以士人为主流的儒学文化的量变，隆万所开始的，则是以文人为主流的“邪端异说”的质变。简而言之，便是由庙堂文化、山林文化变而为市井文化。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士人文化的标帜，故达则为庙堂文化，以“成教化，助人伦”、“粉饰太平，文明天下”、“君亲两隆，林泉高致”的道释、人物、花鸟、山水画为形象的体认。穷则为山林文化，以高逸图、水墨梅竹图、元四家的山水画为形象的体认。富贵、野逸，各寓其“志道弘毅”的胸怀。居其位则谋其政，虽知其不可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之；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虽不谋其政但益修自己之身，一旦有机会出山，庶几不负“天下为公”的重任。故诸葛亮高卧隆中，已定天下三分；陶渊明采菊东篱，而“猛志固常在”；倪云林高蹈远引，而“悲歌何慨慷”；王蒙、王冕遇到了机会，便义无反顾地离开青卞山、会稽山作飞蛾扑火。

　　“达则超尘脱俗，穷则愤世嫉俗”，是文人文化的标帜。而无论穷、达，其旨都在追求个人超越于社会之上的物质、精神享乐，享乐的场所又一定在花花世界的市井繁华，故皆为市井文化。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把明中期以降的文化潮流称作“市民文艺的浪漫主义洪流”，足以证明这一点。不仅位居显赫的文人活跃于市井诗酒流连，落拓的文人同样活跃于市井诗酒佯狂。达者以董其昌为例，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保障这既得利益，不管天下大事，避开朝廷的斗争，呼朋引类，出没于南京、松江、杭州等市井，饮酒、赋诗、作画、歌舞、狎妓。作为未得利益者，如徐渭、陈洪绶等，为了争取个人的利益，一面抨击社会的不公，一面穷快活于各地的市井，饮酒、赋诗、作画、歌舞、狎妓。袁中郎原以为做了官可以谋取更大的个人利益，不料做上了官，却发现必须忙碌于公事，个人的自由没有了，干脆辞官，回到市井中风流快活。袁子才有诗云：“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勾栏院大朝廷小，红粉情多青史轻。”正说明在他们心中，庙堂的价值远不如市井，如果庙堂妨碍了他们的市井生活，就离开庙堂投身市井。至于这家的庙堂还是那家的庙堂，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市井生活，则是无所谓的，所以清移明祚，一大批风雅的领袖、名士不惜去作贰臣。而晚明以降，青楼、酒肆的畸形繁盛，正满足了文人们追求闲雅生活的消费需求。

　　或言，无论达还是穷的文人们热情地投入到市井中过闲雅的生活，不正与陶渊明的高蹈淡泊相一致吗？并不是的。陶渊明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归去偏僻的山野，辛勤地耕作，邻饮于乡老，无异于俗人，而不失“猛志常在”，一点不闲雅，也不风流快活。文人们或谋求庙堂，或摒弃庙堂，或空饷庙堂，或无缘庙堂，沉迷于繁华的市井，放荡地消费玩乐，所结伴的是名人雅士或市井无赖，而大异于俗人，闲雅且风流快活，却一点没有“天下兴亡”之担当。二者又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在中国文化史上，晚明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山人现象”，市井上，满街都是“山人”，却没有一个真正生活在深山老林中的山人，有些甚至还在庙堂上吃着空饷！大体而言，明清的正统派文人画，形象地体认了庙堂上、庙堂外既得利益的达者文人的市井文化，表现为闲适。而野逸派文人画，则形象地体认了庙堂外未得利益的穷者文人的市井文化，表现为孤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