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诸葛冠伦由中国美院附中被保送到大学部版画系。“连我在内版画系共有10个新生，老师有在全国影响力很大的张怀江、赵宗藻、赵延年等。他们都是行家里手、实力极强的老师。”诸葛冠伦说，版画系当时设有木版、铜板、石版3个工作室，老师们以自己主题鲜明的创作实践启发影响了诸葛冠伦他们一代人。二年级时学生自选工作室，诸葛冠伦选择了木版画。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张怀江的入室弟子。

　　当时杭州南山路一带的风光，柳浪闻莺和美丽的西湖都成为学生们的课堂。“我的第一张黑白木刻《必要的一课》，最初在浙江日报上刊出，稿费10元。而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元上下。”诸葛冠伦说，“这是我第一次拿到稿费，我把这笔钱给了我爷爷，他没有收入，这么多年来，我算是第一次能够回报他了。”后来，他的水印木刻《村里的卫生员》、《小兵张嘎》也相继发表。

　　诸葛冠能深情地回忆：“在所有的老师中，张怀江是我最敬爱的导师，我也是他的关门弟子，是他一手教到我毕业。我遇到问题总愿意向张老师请教，他也总是耐心回答。我还经常到他家里去问这问那，看他的创作。”

　　1965年的秋天，诸葛冠伦他们去了宁波镇海，这回的口号已经是“把创作课带到乡下去”，他们住在渔民家中，集中上课，回校后上版制作。他的毕业作品套色木刻《远景规划》、《抗旱》都是在镇海完成的第一稿，回校在木板上刻印完成，被人民日报选中发表。没想到第二稿完成、回校正准备上木板刻作，“文革”肇始，一切都停顿下来。有那么一段时间，诸葛冠伦看到满大街的标语、大字报，群情激昂的人们，如同沸腾的海洋，一眼望不到边际。“但我终日仍在教室里画着，心想，以后还要靠这个吃饭呢。”诸葛冠伦说。

　　轮到毕业分配，据说一个省只分到一两个美院毕业生，就近的地方也不理想，北方的生活他不习惯，最后狠下心来，挑了贵州，毕竟那里还算是南方，他这一走便是16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