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花鸟画史上，有两类作品，其一为以重彩描绘的牡丹、芙蓉、荷花之类，归于“富贵花”，明清以后认为低俗而斥之。其二为以水墨抒写的梅、兰、竹、菊之类，归于“贫贱花”，明清以来认为高雅而褒之。这形象地反映了晚明以降，由文人所表率的雅俗观，即以“富贵近俗，贫贱近雅”，所以，不仅穷困落拓的贫贱文人多画水墨的梅兰竹菊，即使显达优裕的富贵文人也多画水墨的梅兰竹菊。就像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中所指出的，当“富贵之辞难工，穷困之言易好”在审美的共识中转化为“富贵之辞下品，穷困之言上品”之后，即使富贵的诗人，也要写故作贫贱之诗。而贫贱的或富贵的文人偶画牡丹，则将其“抹黑”，“五十九年贫贱身，何尝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写梅兰竹菊，当然是从赞扬的立场表明自己之所爱，但画牡丹，则不是如此，而是从摒斥的立场以表明自己之所憎。

　　晚明以降文人们的这一贫富、雅俗观，仇富仇贵，似乎很近于儒学“安贫乐道”、“君子固穷”、“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其实恰恰相反。

　　儒学对贫贱富贵是怎样认识的呢？苏轼认为“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这一认识源自《论语》。《论语》中虽然表彰颜回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是因为他“志于道”。那么，这个“道”又是什么呢？就是致力于追求使天下人摆脱贫贱，进入到富贵的生活之中，当然第一步是“小康”。为了这一目标，“先天下之忧而忧”，社会大众还处于贫贱的生活中，我当然更要安于穷困；“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社会大众进入了小康生活，我还要安于穷困。那么，我个人的富贵就不要了吗？当然也是要的，第一是要等到社会大众进入富贵之后，第二是必须用道义的手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完整说法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自己的富贵，我是不为的，反之，用正当的手段谋取自己的富贵，所谓“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所以，这句话不是否定富贵，而是否定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富贵。不仅不否定富贵，《论语》所提倡的，恰恰是以富贵作为“天下为公”的奋斗目标。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好富贵而恶贫贱，是人性的本能，好贫贱而恶富贵，是违背人性的。然而，以人格为尚的士人，其倡导富贵，是反对不义的富贵，倡导有道的富贵；其反对贫贱，是倡导合于正义的贫贱，反对不合于正义的贫贱。这是善的人格与真的人性的结合，天理与人欲并存于道义。以人性为尚的文人，其倡导贫贱，却是不分正义和不义地一概倡导之，在落拓者，是以贫贱为雅、富贵为俗而怨天尤人，在优裕者，是以贫贱为雅、富贵为俗而欺世盗名。

　　所以，我们今天读文人们鼓吹贫贱为雅、富贵为俗的诗画，不可简单地为其所惑，从而斥富贵而褒贫贱。而应该对他们的作品，引作反思社会不公的针砭，从而更正确地认识富贵和贫贱的孰取孰斥，不以雅俗为标准，而是以义不义为标准。以雅俗为标准的贫富观，执贫贱而斥富贵，实为偏见。而以道义为标准的贫富观，安贫固穷也好，执鞭以求富贵也好，都是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