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历来作为儒学的经典。四书者，《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者，《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合《乐经》为六经。四书皆经，书者常道；六经皆史，史者变道。所以相比于四书的常道，五经或六经更具实践性；而相比于诸史的变道，五经或六经更具理论性。理论中见日常的实践，实践中见常识的理论，所以认识儒学，进而认识国学，六经的意义至为重要。

　　具体而论，《易》讲的是阴阳消长的道理；《书》讲的是纲纪政事的实施；《诗》讲的是歌咏性情的发泄；《礼》讲的是条理节文的规范；《乐》讲的是欣喜和平的涵养；《春秋》合《左传》讲的是善恶正邪的分辨。这一切，都从四书天下为公的“仁”学分支而成，使“仁”显得更加具体。而落实到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对象，千变万化，成败兴衰，这便是史。所以读六经，上须结合四书，下须结合诸史。但“史”不仅指过去的历史，更指今天的事实。所以读六经，不仅要结合过去的历史，更要结合今天的事实。诸史皆经，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者事也”。因为今天的事实，在今天虽不能称为“历史”，但到了今后一定也成为历史。所以这里所讲的“六经皆史”，主要不是结合过去的历史来谈，而需要结合当前的事实来谈。

　　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有六经的著述，是因为如同富家的父祖，生怕家中产业库藏的积累到了子孙手里被遗忘散失，卒至穷困，所以把这些财产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珠宝有多少，藏在哪一个库房？粮食有多少，藏在哪一个库房？布帛有多少，藏在哪一个库房？使子孙随时取用。于是，在历代的子孙中，有的取此而遗彼，有的取彼而遗此，有的全部取用，有的全不取用，于是而有历史的兴衰成败。所以，结合当时的需要而正确地取用六经，是六经的生命活力所在。什么叫正确地取用呢？生了病不从仓库中取药吃当然是没有正确地取用，肚子饿了不从仓库中取米煮饭当然也不是，但生了胃疾却去取仓库中的头痛药吃同样不能算正确地取用。那么，得了头痛病去取仓库中的头痛药吃就算正确地取用吗？也不一定，因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一定有效。全部不取用，让仓库中的粮食烂掉不对；坐吃山空，富不过三代同样不对。正确地取用方法，就是一面吃仓库中的粮食而不是到外面去讨饭，一面又用仓库中的粮食作为种子，去播种、劳作、收获，使资产不断增长，这才是正确的取用。

　　王阳明又说，历代的学者，多“不知六经之实于我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宝积，日遗亡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呜乎，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些看似非常重视六经的学者，实在并未懂得六经的真正意义，在于必须用于当时当地的日常生活。钩沉辑玄，弄清六经的训诂文义当然是需要的，就像弄清家中库藏的账本一样。但脱离了日用，文义便不是六经，就像撇开了仓库中财产的取用，账本并不是库藏，是一样的道理。阳明心学的价值，正在于把包括六经在内的儒学，由理学的书斋引入现实的人心，引入现实生活的经世致用。

　　今天的不少国学研究专家，尤其是经史研究专家，无视社会现实中尚功利、崇异说、侈淫词、竞诡辩的现状，而以“习训诂，传记闻”为六经，且斥结合社会现实而阐发国学文化的学者为“没有学术性”甚至“败坏学术”，使学术成为高深艰奥的小众精英文化，这就完全背离了国学文化“六经皆史”的日常和常识之真义。需要说明的是，以日常和常识为国学的“秘密”是我一贯的认识，但却是由刘绪源先生总结概括出来的。但我却不同意“秘密”的说法，因为它是前辈学者的一个共识，如孔子就说“下学而上达”，就是在形而下的日常和常识中体悟并实践高大上的道理。张元济的《二十四史札记》，也是在出版“二十四史”的工作实践中写出来的，而不是申请了国家的课题经费，在学术的象牙塔中“研究”出来的。只是到了今天的专家，受西方经院哲学的影响才显得“秘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