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之辉·清代的书画篆刻艺术》前言

　　文/任道斌（杭州）

　　历时268年的清代，中国社会由封建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其书画篆刻史的发展，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朝野并进、流派纷呈、中外交流的局面。

　　首先，书法出现了与元明以来馆阁体儒雅规整面目相异趣的豪放新风，无论是入仕新政的官僚如王铎，还是寄迹江湖的明遗民如傅山，皆在书风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雄奇不羁，传达了动荡的时代悲催。而雄才大略、文武兼备的康乾二帝则酷爱帖学，使晋唐传统得以在新朝中绵延不已。尔后受乾嘉学派复古之风的熏陶，具有浓郁金石趣味的汉魏北碑书风，以朴拙大气之姿登堂入室，步入书坛的主流，与帖学平分秋色，“南帖北碑”论亦应运而生，其中邓石如、康有为、杨守敬等身体力行，用力甚多，北碑书风甚至影响及于日本。而馆阁体却一味秉承元明之风，坚守典雅堂正之质，牢踞书坛的上层地位。篆刻在金石学、朴学的推动下，讲究学术、摹古创新，也形成了苏浙皖不同流派，晚清还诞生了以吴昌硕为社长的金石书画研究学术团体“西泠印社”。

　　绘画同样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明末董其昌“妙合神离”的画学主张在清初出现了两极的发展。一是以“四僧”为代表的野逸派，满腔悲愤，以画为寄托，吐露民族情怀与身世之感，追求“我自用我法”，突破传统，面目一新，受民间欢迎；一是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派，以画养生，复古为尚，整理传统，规矩方圆，延续古风，他们书斋造境，影响及于皇家审美旨趣。此外，明遗民及清初匠人画家的东渡，给扶桑带去了“南画”与“北宗”艺风，被日本称作“舶来画派”。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康雍乾三世宫廷绘画迈向鼎盛，文人画家与欧洲传教士画家和乾隆帝直接参与其中，卷轴画、版画、书画著录文献等皆有鸿篇巨制问世，体现了封建社会最后盛世的文化气象。而民间绘画的繁盛则在经济发达的扬州，因盐商的赞助，乃形成了与宫廷画风异调的画派，讲求个人性灵的抒发，吐露胸中的块垒，追新猎奇，迂而不腐，以画为生，符合商业与世俗文化之需。晚清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土洋结合，更影响绘画流派向多元发展，包括海上画派、岭南画派、京津画家、外销油画、石版新闻画、赴海外留学学画、开办新式美术教育机构等，皆成为当时绘画史的亮点。

　　清代还有汉藏合璧的布达拉宫壁画、少数民族绘画、太平天国壁画、各地民间年画、书论画论甚丰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内容，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而且使得清代成为中国古代书画史上内涵与表现形式最为丰富的别开生面的时代。

　　如果说清代是封建社会终期的落日，那么清代的书画篆刻艺术，宛如这落日下山时的灿烂光辉，绚丽多彩，眩人心目，美不胜收，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