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民国老版画册 触摸真实画史人物

　　文/唐吟方（北京）

　　许多年前，我常听一些从事艺术史研究的朋友叹苦经，说有些机构自己不作研究，也不给别人提供资料，有些文献的占有者可能有别的想法，这既是资源，也是一种权力象征。所以，当年余正老师把手头保存的《西泠印社志稿》贡献出来， 我就认为非常了不起。让出版社影印公开，让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共享历史文献，是胸襟也是学术公心的表现。王犁主编的这套民国画册，也像2003年出版《西泠印社志稿》那样，采用影印的方式复制了五本民国版老画册，说它是艺术文献也好，画家资料也好，这样的一手资料公开，无疑为我们透析民国画坛画风的流变递进开了一个观察孔。

　　这套《民国画册集粹》第一辑，一共收入五册，有《白社画册》（一、二集）、《张书旂画集》、《郑祖纬画集》、《李苦禅画集》、《诸闻韵画集》。我没有问过王犁编印这套画册的想法，就我看到的，民国期间的美术界处于一种漫流状态，自由而活泼，无论是抗战之前，还是抗战之后，都是这样。白社成立于1932年，第一次画展1932年在上海举行，第二次画展1933年在南京举办，两次展览都印行了画集。白社作为民国时期众多艺术团体中的一个，本身并不显赫，但由于潘天寿的影响力，白社在20世纪80年代后屡屡被现当代美术研究者提起，成了人们印象中的一个“名社”。其实就白社性质来说，无非是民国美术界年轻精英组织的一个小团体，可能含有互相切磋研习之义，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那个时代，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张书旂和担任上海美专教席的诸闻韵资历名望远远超过潘天寿、吴茀之和张振铎，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美术界领袖人物的潘天寿此时还在积累孕育中，但潘天寿的画风在白社时期已经初见规模。

　　白社由最初的五人团体，渐渐扩大，以后又有郭沫文、梁书、诸乐三、姜丹书、朱屺瞻等人参加活动。据许志浩所著《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一书记载：“白社”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停止活动的这段时间内，共举办了四次展览，出版《白社画集》两集，引起画坛的注意。白社人员增加了，核心还是那五个人。如果说他们艺术创作有共同点，那就是艺术趣向上非常明确，追求从题材到精神内蕴的现代性，潘天寿还带有点文人的冷僻与颓废。许志浩说诸闻韵担任白社社长，这也就是说诸是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有一个例子可以旁证，潘天寿1935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序里特意提到他与诸闻韵1923年在上海擘画中国画系的旧事。几十年后，潘天寿高居20世纪美术史榜首，而民国时代美术界的名流诸闻韵则销声匿迹。“原来潘天寿由父亲诸闻韵引荐拜访吴昌硕，现在要靠潘天寿的研究带出诸闻韵了。”连诸闻韵的儿子诸天觉都觉得历史之手翻复无常，不可思议。不过，历史人物的沉浮升降的确也和时势个人际遇有关。透过《白社画册》，我们看到艺坛人物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原始状态。郑祖纬是国立艺专的第一届学生，不幸的是这位绘画天才25岁就英年早逝，校长林风眼牵头集资为他出版画集。潘天寿题签、林风眠作序。林风眠在序言中说“苟天假其年，必能为国画界辟一生路。”潘天寿感慨：“二十年后必当万人敌。”这恐怕是国立艺专校史中仅有的一个享受两位名师联手待遇的学生。画册的目录中，特别标明尺幅，意在说明郑祖纬对大画的把握能力，同时还收录部分写生和油画—―我注意到画集呈现的脉络，是中西合璧式的，这是不是隐含了国立艺专最初的艺术教学体制？！郑祖纬作为中国早期学院教学产生的画家，他作品集泄露的信息，也是中西兼攻的，和徐悲鸿后来的艺术教学实践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实在耐人寻味。至于《李苦禅画集》后面附载的王青芳印刻，则充分显示了民国艺坛的疏狂之致，没有一定之规，任心而为，显得蓬勃而有生机；自然从画册的安排，也能感受到写意画家李苦禅为人的仗义豪爽。而《张书旂画集》前面众多名流的题赞，则充分显示其在画坛的主流地位。自1927年吴昌硕去世后，与缶翁沾亲带故的安吉小同乡诸闻韵被公认为是吴昌硕的重要传人，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吴派艺风的传扬。《诸闻韵画集》的出版，除了传承的意义，还有传派人物的意义，比吴昌硕另一位重要传人王个簃的画集整整早出了16年。遗憾的是才情艺术双全的诸闻韵也由于去世太早，无法在艺术史上留下太大的影响。

　　作为民国史的一个部分，民国艺术史近年来倍受关注。对于民国画史，目下除了美术史家给我们勾勒的一个不算深入的轮廓外，还有就是我们目击的数量不算少的作品。但说老实话，这两条线索构成的景观远远不是历史状态下的民国画史原型，也许在这种层面上，王犁主编的《民国画册集粹》以复原的方式呈现历史原貌，它们的出现，至少给了我们一个靠近历史的机会。

　　当代画坛空前繁荣，这个本该由美术史家做的工作，如今却由一个70后画家来担当，令人嘘唏不已。已故的苏州美术史家瓦翁曾跟我说过一句俏皮话：以前人是大公无私，后来讲公私兼顾，现在则是私字当头。尽管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仍可看成是这个时代时风流转中一叶飘零的浮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