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及展览，近年来已成为热点是不争的事实。但总体看对于卢沉、周思聪先生这一辈艺术家的关注度，远远少于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活跃于20 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家，也远远少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研究。他们仿佛是两者的过渡阶段，作为独立板块的探求相对薄弱。

　　而且，对于这一辈艺术家的研究与对齐白石等艺术家的研究不同，“齐白石们”至少在国内，是无须做价值判断性的探讨了，但对于卢沉、周思聪等艺术家，进行系统的梳理、举证以及判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今天的功课是对他们是否代表着一个时代，及其是否可以成为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至关重要。2013年，北京画院为卢沉先生做的“逸韵舒怀——卢沉写意人物画展”，是通过卢沉先生去世前10年所画的醉酒题材，关注他非常个人化的对中国笔墨研究以及小品创作的实践。而在他一生的艺术成就里，恐怕还有几个关键点值得特别关注，譬如以他早期的成名作《机车大夫》为代表的写实的水墨人物画的成就。他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胆的“水墨构成”的艺术探索，代表着其先锋性以及国际视野。再有就是他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教师，如何将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有效地带入教学之中。而这次“寻道求变——卢沉艺术研究展”就是以一本发表于1990年的，以卢沉的学生艺术家刘继潮先生所记的课堂笔记为蓝本整理而成的《卢沉论水墨画》为核心展开的，呈现卢沉先生各个时期的诸多成果。

　　《卢沉论水墨画》这本书，虽不是什么宏篇巨制，但生动、精准、直截了当，是一位艺术家、一名教师在自己对艺术的领悟与探索时的诸多体会，用最易懂的语言，最直白的方式传递出来。难怪邵大箴先生将此书的序言定为“勇气与热情”。他对卢沉先生以及这本书的评价也颇为准确：“论者首先是位实践家，是一位在传统功力和创新探索上颇有成就的画家，所以他的思考和论述以自己长期的实践为基础，是言之有物和有的放矢的，不是纯形而上的‘玄学’。”因此，这是一本好看（易于读懂且精彩迭出）的书，因为它不仅可以引发思考，还是一本可以用的非“玄学”读物。

　　对于我个人，作为一名中央美术学院的后辈，读此书如同再回学校去国画系蹭课，自有其中的窃喜。最重要的是这位先生不是个刻板的老八股，他在用鲜活的思想点亮你对艺术的感觉，打开你的创造力。作为后辈我将一些感动我的“卢沉语录”罗列几条，以示对卢沉先生的致敬！

　　首先是卢沉先生那些最为形象的、可实证的比喻。“画线要像用梨耕田一样。用笔一定要追求毛、涩，沉着如纸。”“画衣纹好像山水画中画群山，正面没有纹路，而侧面纹路可多些，一层层推远。”“画耳朵，用笔时，好像拿笔在对象耳朵上摸了一圈一样，这样必然知道如何用笔及下笔之轻重。”

　　其次，卢沉先生对绘画的原则问题有非常肯定、明确的表述。“从以线造型、书法入画，到讲究笔墨是中国画发展的主线，由于这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水墨画，离开这些特点，就不是中国画。”“线条要给人一种整体的力量，不要追求局部的小变化。”“线不是夸张，就是减弱，绝没有含糊的中间状态。”“画大幅水墨，光凭单线是不行的，要敢于画墨，而且有些地方可以画平，画死，但切忌碎、花。”“国画上颜色不能太实，实就像水粉图案。”“我主张变形，但是反对变形的滥用。”“一张画、画坏了，十之八九是心中无数，……画到最后稀里糊涂乱来，就是心中无数，方向不明，被对象征服了，照抄了。照抄绝没有好下场！一定要多想，不要乱摸。”

　　再有，对于自己的艺术探索，卢沉先生有非常清晰的方向与方式，甚至有对实验风险的预估。

　　“线是线，面是面，重叠而又互相独立，如壁书，如儿童涂鸦。十年辛苦求索，东奔西突，年过五十仍似困兽斗。看似容易，而来之不易。1989年9月13日的顿悟之后第一幅，卢沉于尘楼面壁居夜深人静时候草此，志喜从此跳出苦海，进入圣地。”“我给自己规定一条明确的路，不要模仿原始——我不是素人；不要照搬剪纸——我用的是水墨；不去制造真实空间——虽然我长期泡在以描写自然为目的的写生训练中，但我不想用19世纪的语言。理想是，自觉运用绘画原理，多种造型手段，创造奇特迷人的诗一般的画面。”

　　尤其在《关键是思路的突破——中国画的创新问题》的文章中，卢沉期待创新，但同时指出自己创作的问题。他甚至会在文章中写道：“最近，我画了《摔跤手》等画，似乎‘变’得有些生硬。”对于《矿工图》之五《同胞、汉奸和狗》这件作品，他谈到：“目的不是为了供人欣赏，而是使人震惊之后深思。”并指出：“构图尚欠推敲，造型手法上有不协调之处。”

　　对于曾受争议的、很有卢沉先生标签意义的“水墨构成”，我想今天可以有一个更冷静的理解。应该说“水墨构成”是个具有时间意义的问题，是一种思考的方法，实践的手段，而不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对此，卢沉先生把“水墨构成”这一理念引入课堂时，表达得也很明确：“一个是读画，做形式分析；一个是做水墨构成作业。总的目的是开拓思路，加强形式法则的研究。”“开拓思路”与对“形式法则的研究”，这与上世纪后期中国发展改革的总体需求是一致的，首先是“开放”、“解放思想”，然后是找到路径与方法。“水墨构成”就是现代意识的问题、艺术本体的问题，是艺术创作“形式法则”之一。相当于“企业管理”，是对画面上空间的“管理”，如今依旧有研究的必要。当然，作为一门课程是否还有必要恢复，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教师，在此没有发言权了。

　　还有就是卢沉先生当年对“中国画的现代化”，中国画要“在现代的基础上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多次阐述。我想如今再看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有些是一直存在、当下还未解决的问题，恐怕要长期探索、讨论下去。有些是过去时的问题，今天已不是问题，譬如说中国画可否变形的问题、小品的价值问题、“中国画”与“水墨画”的异同问题，这些正是由于他那一辈人的努力使之成为了“过去时”！这是中国艺术发展的证明。

　　（作者为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