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颐其人其学其印

　　■蒋频

　　1905年暮春，一个男婴在江苏淮安的罗家呱呱坠地。守孝在家的罗振玉期待着能抱个千金，殊料又是个儿子。在他有些失望之际，从邻院走来的罗振玉的母亲范氏听说后连声说是小子好，多子多福嘛。在母亲的催促下，罗振玉掐指说长子名罗福成，三子名罗福苌，四子名罗福葆，这第五子就叫罗福颐吧。罗振玉身为古文字专家和金石专家，给新生儿起名福颐，其意自然寓意洪福颐和。

　　当父亲在京城里长袖善舞之际，罗福颐在淮安城里享受着童年的快乐时光。罗福颐字子期，也是身为古文字专家的父亲斟酌了一番后起的，大意是愿此子如子期般是个智者贤者，让长者可以期待也。他自己取笔名梓溪、紫溪，自号偻翁，那都是后事。罗福颐异于寻常儿童之处在于，别人家的孩子会说话后纠缠着大人讲故事，而他则喜欢询问罗家的陈年往事和家族历史。罗福颐了解到罗家祖籍浙江上虞，乃当地望族。道光年间，他的太祖父罗敦贤调任扬州盐司、又入河督府任幕僚，罗家始迁徙至江宁、淮安一带居住。曾祖父罗鹤翔曾为江苏候补布政司理问，有“以廉能为大吏器异”的评价。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祖父得愿以偿，以催漕并拒盗获功，历任泰兴、赣榆、高淳、江宁诸县知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罗家在泰兴罗家桥的老宅毁于兵燹，曾继祖母乃于别地购置并改建住宅，罗家这才正式定居于淮安。其后，祖父罗树勋历任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可知罗家三代人当官，虽官职不高，罗家注重的是家族的文化传承。

　　罗福颐是通过母亲之口了解父亲——罗振玉天资聪慧，智力过人。13岁就从他父亲的业师李岷江诵读易、诗、书三经。他在8岁那年的端午节，随大人初入街市，乍见铁工锻铁，怪问何物，李师告之。他叔父遂以“铁打铁”三字命对，他应声答曰“柯伐柯”。叔父疑非己出，命再对之，答曰“人治人”。由此可见年幼罗振玉的才智。罗振玉16岁回原籍应童子试，以第7名入县学成了秀才。此后曾两次参加绍兴乡试，均未能中举。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他以陆游的集句“外物不移方是学，百家屏尽独穷经”作为座右铭，做到足不出户，专心致学。罗振玉早在弱冠之年就帮助母亲范氏主持家政，支撑门庭。他19岁时娶流寓在淮安的广东籍士人范玉麟长女为妻，27岁丧偶，30岁续山阳大河卫籍丁氏女为续弦。丁氏先祖蒙古人，系曾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族妹。罗福颐系丁氏所出，故其比父亲和长兄长得更魁梧，皆因有二分之一的蒙古血统。

　　罗福颐幼年的另一爱好是临习书法，尤其喜欢看兄长们写字刻印。每当罗振玉回家省亲时在书房治印，那钢刀与印石相砥撞的嘎嘎声在罗福颐耳里如同天簌，而父亲躬身刻印的身影在他眼里就宛若一尊大神。可以想像罗福颐模仿父亲刻出自己名章后的得意，也可以想像平常由家人教他识字时的认真，在课余由兄长携带左右，出入寺庙园林深宅大院，小小的人儿跟着寻访拓制碑刻的情景。

　　正当罗福颐由着个性茁壮成长时，远在西边的武昌城里发生了剧变——以推翻满清统治为政治目的的新军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消息传到北京，自我定位为保皇派的罗振玉闻讯大哭一场，又受形势所迫，与王国维等谋划逃离京都。罗振玉装载了搜集到的古书碑帖、钟鼎彝器和龟甲刻辞仓皇南逃，途经淮安时带上了罗福颐等家人，经上海而东渡日本。罗振玉虽以清室遗臣自居，但在日本却做着自己的学问。他继续从事整理和研究甲骨、彝器拓片、墨书简牍和敦煌文物等，并同王国维合作编纂了《流沙附简考释》，一跃成为近代中国的国学大师。

　　此时罗福颐的教育出现了点问题。按理说六七岁的孩子按新规应该进入小学就读，可居所周围的学校并不理想，日本老师的水平还没有罗福颐高，且罗福颐本人也不愿学习日文……权衡一番后罗家决定罗福颐就在家学习，由兄长们做见习教练，由罗振玉做总教练。这种自学成才的模式影响了罗福颐的一生。尽管罗福颐没有取得过一张文凭，但并不影响他日后成为获得多种成果的学者，著名的篆刻家和故宫博物院的专家。

　　在罗家的家学濡染中，罗振玉的胞弟罗振常成为成就巨大的古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罗福颐的长兄罗福成成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并做出了贡献。罗福成于1919年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前者考释西夏文莲花经，后者把一些西夏文字单词分类编排，便于检索。1924年他全文摹写了《番汉合时掌中珠》，由其自办的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4卷第3辑《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了《韵统举例》、《文海杂类》、《杂字》、《居庸关石刻》、《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等17篇论文。次兄罗福苌能熟练使用英、法、德等多种外语，尤其精通西夏文、梵文、突厥文和回鹘文等多种西域民族文字。惜其英年早逝，著书多未成稿。

　　如前所述，罗福颐自幼秉承家学，由父兄为他教授四书五经，课余写字刻印，阅读家藏古印谱，手拓青铜器铭文，并开始摹集玺印文字。罗福颐与王国维的友谊处于师友之间。他与父亲的学生容庚、商承柞等都是青年时代的好友。成名后的罗福颐研究面极广，除玺印、古文字外，对清廷史料、古代官制、甲骨、汉简、量器、镜鉴、银锭、石刻、墓志、汉魏石经、古代医书及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等都有著述。他先后任职于奉天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处、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和研究室等部门，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等社会职务。为不使学识“黄土埋幽，与生俱尽”，他努力笔耕，著述多达123种。

　　罗福颐对各种古文字资料都很熟悉，在古玺印研究方面，他搜集、鉴别、研究了大量古玺印。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传世的秦汉魏晋等历代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之物，而不是生前所佩用的。在古玺印的断代问题上，他主张结合官制沿革，以文字为权衡，以纽制为佐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古籍整理、铜器铭文、拓本的摹写及著录、考释方面，著作也很多。在简牍文字的研究方面，著有《长沙仰天湖与杨家湾古墓出竹简摹本并附录》，这是解放后较早研究战国竹简的著作，其中多有重要发现。他在整理、校核、考释简文内容时，发现了20多种古书，如《齐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孙子十三篇》、《管子》、《晏子》、《墨子》等残简数百片。还发现了《汉元光元年历谱》，其中全年月份完备，是传世汉人手书历谱中最完备的一部。

　　罗福颐以毕生精力从事古玺印研究之余，还亲自操刀治印，也是中国著名的治印家，久为学人所共仰。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影响，他自幼喜爱治印，17岁时刊印《待时轩仿古印草》。王国维为这部印谱作序云：“子期年甚幼，志甚锐，浑浑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于其中，其于世之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也。世人虚骄鄙倍之作，未尝见也。其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故其所作于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乃至并其精神意味之不可传者而传之。”王国维对少年罗福颐的治印成绩可谓称许备至。年少而获学术界名儒的奖掖，更使罗福颐信心倍增，益坚所诣，从此爱好垂老不懈。罗福颐的篆刻以拟汉铸白文印为多，浑厚端严，酷似汉制。其刻古玺则多作朱文小玺，秀挺自然，得其意趣。元朱文不常作，偶有所为亦典雅可观。

　　罗福颐治印主张战国、秦、汉文字不可参杂、颠倒、错乱，更不可拼凑、假借和生造。每当他治印之始，必先考究其字宜于法秦还是宜于仿汉。若《说文解字》有其字，再考虑其字体是适用朱文还是白文，或二者兼施。如果缺字或字不相称，则要改变整个安排。他认为《说文解字》没有的字，靠借偏旁来拼凑，或者生造，会滋生出许多现代的篆书，就为后人加了无限的麻烦。

　　罗福颐治印又主张布局严整、匀称、规矩、不出规格。他认为古人印章文字严整，起初并无破损，因在土中瘗埋千百年后铜质腐朽，或损及字体，它并不是有意为之。因而他最反对去敲边破角，故意做旧。故此在他的刻印中，致力追求古人的真意，顺应自然，在严谨之中求其变化，于平稳之中显其精神。故其作品秀丽端方，清雅可爱，每方还都渗透着学者的严谨。

　　罗福颐推崇清代万寿祺之说——近世刻印，多讲章法，而不究书法之弊也，是以书法寝而书法亦亡。他认为自元、明以来，治印学铸印者少，学凿印者多，所以就有一种“刀法”之说。尤其那种一刀刻下来就是一笔的刻法，更是近世人所为，不足为法。故他治印时初刻笔道较细，再一点一点揣摩修饰，直到满意为止。稳健、沉着、舒展、洒脱，这是罗福颐治印的审美取向。他追求于石质的印章上，既有古铜印的质朴雄劲，更兼古玉印的典雅秀丽。选择入印的字体，构思印面的结构布局如何协调，这与他的学问修养与艺术的审美追求相一致。

　　罗福颐治印以“印宗秦汉”为指导，忠实笃行且一生不移，成为当代仅见的，以还原历史风尚的心态，直接承受秦汉遗风的印人。他依据对大量古印的实物观察，对篆刻刀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余幼学治印，读前人谈篆刻诸书，审其号召，皆以宗法秦汉为主，次之则喜谈刀法。窃以为秦汉铜印多出铸造，何有乎刀法之说？当时殊不得其解。稍长读家藏古铜印谱，见其印文皆严肃整齐，仅汉晋官印中间有将军印及赐属国君长诸印，其文字放逸，皆出锲刻，是即前人所谓急就章。以其不出铸造，故又称为凿印。此外则战国白文玺，以及秦或西汉私印，亦有出契刻者，其文与当时书法同。更读明清印人诸谱，见其刻款精雅，为汉魏所无。审其印文虽称仿汉，而书体放纵无谨严者，于此始悟前人所作皆仿汉晋凿印，仿古铸印者百不二三，其重刀法，固其宜矣。窃以汉晋急就，乃出于军中便宜封拜，是非汉印之正宗可知。至清代中晚期，吴让之、赵悲庵、吴缶庐诸印人出，其作朱文有突过前贤，而所作白文印，方之汉魏，不免逊色者，皆由刀法之说有以贻误。”从文化考古的角度解读，罗福颐持论不错。反观罗福颐的治印，他所取法的对象也是历史上那些未经风化残泐的秦汉铸印，视此为篆刻正宗，刻印既反对破损笔划亦主张不露刀痕，其实践与他本人重“篆”而薄“刀”的艺术主张遥相呼应。此外，他治印的观念还反映在对边款的态度上。明清以来印人盛行在印面以外另刻边款文字，作为印面创作的扩展。罗福颐恪守秦汉规范，只刻印面不及边款，自嘲为“半个印人”。

　　罗福颐晚年深居故宫，以著述研究为乐。他偶尔操刀，大都为仿秦汉印式。其作品精密稳厚，一派秦汉风范。艺术上虽无突破，其学术上的意义远远胜于艺术上的贡献，可视作当代少有的还原派复古印人。

　　罗福颐在印学方面的论述有《古玺文编》、《印章概述》、《古玺印概论》、《印史新证举隅》、《印谱考》、《近百年来古玺印在学术上之进展》、《刻印私议》等。所辑谱录有《战国汉魏玉印集》、《古玺汇编》、《战国汉魏古印式》、《古画印集》、《隋唐宋官印集》等。此外，早年所集《古玺文字征》，后增订为《古玺文编》连同《汉印文字征》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后经过数次再版，对印坛的影响尤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