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张自薿老师，正是杭州春夏之交的好时节，繁花烂漫，草木正兴。林立高楼间的一处静室，就是她生活、作画的场所。干净、通透，正像她本人，年过八旬的她，方一开门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问候。齐耳根的短发，利落地别在耳后，浅灰蓝的宽松大外套，工作室窗明几净，几片大落地窗接纳了整个春天的美好。墙上、画架上，一大朵一大朵盛开的花，芭蕉、兰花、向日葵……那些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花朵一股脑儿从油画布上蓬勃而出，优雅生长，生机勃勃地各自悠扬。即使是干了的花朵，颜色已经枯黄，也被定格在了生命盛开的最美姿态——她把它制成了小小的标本，保存在墙壁的一角。她说，“年纪大了，也走不了很远，你看窗外、小区里的花花草草多好看，我就开始研究，仔细地去看，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都有自己可爱的地方。”就这样，一草一木，在她的手里有了生命的可爱和尊严。

　　3个女人，年龄差了两代人，却用一个下午翻开了大半个世纪的柔软时光——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云淡风轻的讲述中，串联起的是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画家一生的春华秋实。

　　学生时代

　　蔓蔓日茂

　　1935年春，张自薿出生在江西萍乡市。家中7个孩子，她是老幺。她笑说，“家里的男孩子取名都是金字旁，女孩子都是草字头，是不是有些重男轻女呀。”这草木，恐怕有着金石无法比拟的柔韧与坚忍。父母没有过多的时间关注每个孩子，就放手让他们自由成长，“草字头”的自薿，就像春花春草一样自顾自地“野蛮生长”。

　　“初中时候，我很崇拜我们的美术老师。她给我们介绍达·芬奇、拉斐尔的素描，让我看到与火柴盒上画得不一样的东西，感觉到艺术是很神圣的。这让我的起步能够高一些。”回到家，她就把茶几斜靠起来，模仿画板画架。这位女老师，打开了关于艺术的第一扇窗。

　　1950年春，高二的张自薿只身北上，投奔身在北京的哥哥。正值中央美术学院春季班招生，“报名的人很多，考试要求每个人带一面镜子，画自画像。发给大家一盒木炭条、一块馒头。当时不知道馒头干嘛用的，以为给我们吃的，后来才知道是用来擦木炭条的。就这样稀里糊涂考进了美院，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画是很可笑的，整张纸就是一张大脸。”100多名新生，10几个女生，张自薿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徐悲鸿、韦启美、吴作人、董希文……先生们的才华横溢、宽厚大气、平等无私深深影响了每一个学生。“你们班都在拼命往前走，你简直在跑步嘛。”韦启美先生的鼓励让张自薿更加勤奋；“我的第一张油画还没你画的好呢”，吴作人先生的鼓励让她拾起油画的信心。

　　她说，“留校当研究生的时候，每周六吴作人先生家里都要请模特儿，他也邀请我们一起画。先生们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都很平等，教育我们人不要分等级；画画也是，向好的学，相互学习。美院学习的那几年收获很大，最主要的是奠定了好的品质。”

　　收获爱情

　　连理相依

　　校园时光不仅收获了眼界学识，也收获了纯真爱情——她与同年级的蔡亮走在了一起。大学本科、读研深造、留校任教、郎才女貌，原本是一条多么让人羡慕的未来路途。然而毕业后蔡亮受到政治批判，分配到西北工作。20岁出头的张自薿只留下一句“蔡亮是个好人”，就毅然放掉了那些别人的“羡慕”。没有婚礼、没有浪漫，登记结婚，两个年轻人从此成了彼此的依靠，手里攥着两张火车票，踏上了西行的火车，等待他们的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未知。

　　我们感叹，那时的生活很苦吧？“我真没觉得很苦。我从小是城市长大的，去了农村反倒觉得特新奇，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开阔世界。大概因为年轻，一天劳动完了有饭吃、有个地方睡觉就很满足。”他们被分配到省群众艺术馆工作，下乡创作、搞美术班、去发现民间的优秀艺术品、推广群众艺术，与当地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春天插秧秋割麦，这是新的体验；遇上跳蚤、蚂蟥也不怕，原来老乡们有好办法解决；走夜路遇上狼，老乡家里遇到猎狗，都是惊心动魄的回忆；后来文革期间下放到南泥湾劳动，养鸡养鸭，“他们叫我‘鸡司令’，小鸡小鸭一看到我就围上来，小动物也是有感情的”。那么正能量，她总是能找到生活里的阳光，因为她爱着脚下的土地。老乡们健康、阳刚；小娃娃们精神、开朗。这些美好的形象和记忆成了《南泥湾》（1961年）里的劳动号子；成了《铜墙铁壁》（1972年）里小羊倌的阳光朝气、关中汉子的爽朗雄健；成了《延安儿女怀念周总理》（1977年）的悲痛深情；成了《安塞腰鼓》（1984年）的锣鼓喧天……成了黄土地的厚重，成了万里山河的磅礴。

　　蔡亮与张自薿，这一对在苦难中走来的艺术伉俪，在那个动荡年代，留下了关于陕北红色摇篮里最为动人的绘画，不光在生活上相互扶持，也在艺术创作、精神上相互启迪。“我们的合作过程没有太大的矛盾。我跟蔡亮有一定分工，他擅长构图，造型能力强；我给他出主意，画小构图一块比较。如果他画的形象不满意，我就直接上去改；有时候我画不下去，他就接着画，相互都没有意见。那时候就想通过画画把自己的理想、兴趣、对美的感受表达出来，很简单。”因为彼此风格同步，追求相近，他们共同创作了太多的经典。

　　她说，“画画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传达出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别人能够理解，就产生了共鸣。比如《铜墙铁壁》里拿着羊鞭子的小羊倌，当时很多人喜欢，觉得他很可爱。我就很开心，我也是因为他可爱才想画他。另一种情况，是我画想表达的东西，观者从自身的感觉、经历出发，产生共鸣。比如我画过一位陕北的老汉，系里的另一个老师看了说想起自己的爷爷，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画的老汉，他的淳朴能让观者想起自己的亲人。我觉得这种共鸣对画家来说是最大的奖励。”

　　同窗师长

　　十步芳草

　　1982年，张自薿与爱人蔡亮先生一同调到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张先生安静少语，务实而坦诚，大家都十分喜欢这对从黄土高原远来的著名画家”，这是许江院长在2015年《艺心如噎——写给张自薿先生画展》一文中叙述的。从西北来到江南，那份对生活的爱，化成了对学生的情。“教学生，我觉得重要的是，根据每个人特色去教，不能有模子。后来西方的一些文化进来，学生中有各种思考，作为老师，我们应该宽容。”一次教学检查，有位学生画的肖像加入了自己的思考，有些“歪歪扭扭”，检查的老师说要拍照当反面案例，张自薿就劝说，这画还没画完，等画完有问题再拍，“同学的一些想法要尽量去保护，要有独立的想法，不能扼杀在摇篮里”。她回忆蔡亮先生有句经典的话，当时蔡先生因事一周没去教室，等周一回来，一看学生们的作业：“哎呀！我没来，你们画的更好了。”造型不准？但是用笔很结实；构图不好？但是有感情；立体感不强？就去学平面……她总是能发现每个年轻人心中萌芽的独特之美，宽容地保护，让学生们走出了自己的路途，桃李天下。

　　她说：“能够真正触动观者的画，很不容易，哪怕画的手很生、很粗糙，但还是能感受到里面的情绪，这可能就是天赋。”她说：“小事不要太计较，把住大局原则，给了自由发挥得更好。”

　　这种“把大局的自由”在家庭生活中也很明显，她说作为长辈，自己“在家里权威不高，对孩子们也都是放手”。在客厅的墙上，挂着她与蔡亮先生的合影、家族的合照、孙子和外孙小时候的画作……那些时光的小点滴，被她视若珍宝，那份亲情，春风化雨。她的宽容、她的“放手”也让家里的孩子们自由自在、海阔天空。孩子们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人生，从事不同的行业，走向八方四面。

　　“来，手机扫一扫，我们加个好友”自薿先生笑着拿出手机，打字、语音不在话下，发个朋友圈是生活的分享。十几年前外孙小学一年级时，她跟着外孙学会了拼音；她说现在正捣鼓电视机顶盒，要自己放节目看。

　　遇事宽容一点，世界大得很，要有好奇心。退休后的她，研究起花花草草，即使在一室一园中，她也能用好奇心，去发现这一花一草中的大世界。是啊，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就像花开，心花若怒放，开到荼靡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