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启蒙

　　我于1913年9月12日出生在越南鸿基。幼年放过牛，赶过鸭，当过裁缝、学徒。父亲是个煤矿工人，也当过水手。他交际颇广，结识了不少来鸿基运煤的货轮上的中国水手。小时候，我经常当这些水手的小向导。水手们很喜欢我，常送我一些香烟盒玩，盒里插有印着各式各样的画片，有历史故事，有戏曲人物绣像，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美术作品”。五光十色的画片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便照着临摹，渐渐地入了迷，成了我学习美术的最初手段。

　　到了十一、二岁，我有机会到海防市侨英学校念书，课余时间，最大的兴趣就是画画，由于勤奋，进步比较显著，当时，在学校里算是比较突出的。

　　记得是在1928年，经哥哥一位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曾在法国留过学的越南画家阮有悦，他很喜欢我，要我跟着他学画。我每星期日到他的画室去学习。在阮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了素描、粉画、水彩，还学习了点解剖，进行了比较正规、系统的基础训练。

　　星期天我把一个星期内所画的习作带到阮先生家，请他给予评点指导，然后布置作业，有时跟他外出写生。在校读书期间，则利用晚上时间，和几个学画的同学，互相摆模特儿写生。没有石膏像就画廊里的菩萨和纪念碑上的雕塑，路上的行人，街上的乞丐，还经常到华商会馆图书馆去翻中外画报，临摹自己喜欢的美术作品。星期天有时也到父亲看守的贮木场去画头像、画人体，那里十分清静，是难得的天然“画室”。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阮先生还给我看了大量法国画报和画册。德拉克洛瓦、大卫、库尔贝、米勒、杜米埃以及安格尔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自己以后倾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可以说，阮有悦是我学习美术的启蒙老师。

　　初踏社会

　　16岁时，因为家道贫穷，只好中途辍学，到一家照相馆当了学徒。拍摄、修版、照片看色样样都搭。由于有那么一点绘画基础，这些活倒也胜任愉快。晚上或没有活干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肖像画来画，多用粉画、水彩，偶尔也用油画来画。既增加一点收入，对自己也是个锻炼。

　　18岁那年（1931年），我开始对长期侨居国外，生活困难，能力无从发挥，抱负无法实现的境遇不满。我便给在香港当记者，原海防侨英学校的老师李芝清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衷。李先生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学所学习过，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来到海防避难。在侨英学校时，李先生就十分关心我，曾介绍给我看了不少鲁迅的杂文，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日本的进步书籍，对我的思想产生过积极影响。

　　李先生收到我的信后，很快写了回信，表示“有饭大家吃”，要我去香港，并愿意帮我找到一份工作。于是，我和学友梁显（后在香港搞电影广告工作）一起筹款，并通过其当水手的父亲提供的方便，取道广东北海到达香港。到港后，李先生把我介绍到他的一个朋友在坚道办的香港实验中学任美术教员。谁知只干了两个学期，到了1932年，学校亏本，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去，只好停办。我失业后就住在李芝清家里，帮他的大观电影公司画些报头、插画，写点美术字，拍电影宣传刊物。不久，李先生介绍我到当时香港《工商日报》主编潘范庵在九龙深水埗办的大众书局当店员，干些杂活。在书店里，画画的机会少了，却得以涉猎大量的教科书、文艺小说、文艺理论，对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无疑是有益的。特别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对自己影响很大，使我对当时的社会有初步的认识。我开始学写散文式的议论文，追求鲁迅笔法，评论时局。记得我的一篇反映对社会不满的、名为《会实现吗？我的梦》的文章，以腾康的笔名登在《大光明》副刊上。

　　从1934年到1936年，我先后在香港海外联华电影公司帮助画广告、海报，设计布景，当临时演员；后又在广东省中山县石歧市中山大戏院画广告，在香港大观影片公司拍摄的《风流小姐》中当美术顾问、替身演员。后来被后来被导演赵树燊看中，聘请我担任该公司的美工。

　　值得回忆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画家李铁夫，我和几个学友经常到他家看他的作品，看各种画册，请他批评我们的习作。一起论画，交流心得。我很喜欢李铁夫的写实手法。他的油画技巧熟练，笔触豪放，以概括简练的笔法表现初丰富的内容。使人感到刻画得很充分，而绘画感却很强。这对自己以后的油画技法、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文艺思想上，当时由于受普利汉诺夫文艺理论、鲁迅作品、米勒、杜米埃等现实主义画家作品的影响，以及李芝清先生的帮助，我逐步形成了艺术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要有利于民众和社会的发展，否则就是苍白的，没有生命的这样一些观念。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更觉得在国难当头的上海，搞艺术的不能只追求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像李商隐的诗中写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必须投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投入抗日的洪流。

　　激情岁月

　　1937年，抗战一开始，我便怀着满腔的热忱，参加了香港青年回乡宣传队，到广州、广东西江一带搞抗日宣传。画壁画、写标语、唱抗日歌曲，搞街头演出。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布袋队》、《飞将军》等街头剧；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全国总动员》、《大家起来打倒日本鬼》、《打回老家去》等歌曲；画过《日寇暴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大家合力干”等壁画。1938年，我回香港后又参加了廖承志同志指导的，骆克为团长的香港学生赈济会回国服务团，执行劳军、筹款支援前线工作。1939年武汉、广州相继沦入敌军后，国土大片沦陷，正当我们对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无比忧虑的时候，骆克带回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持久战》，我们读了之后，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了希望。这时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著作和受到的教益。

　　1939年底，我又回到了香港，适逢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特伟、郁风、丁聪等人筹备组织“中国漫画家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同时筹办一个抗日漫画展。我参与这个活动，创作了《我们只有一条船——斗争》、《袭击》、《敌人给我们把武器弹药送来了》、《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壮大起来了》等作品。后来，这些作品还在《大地画报》、《华商报》、《大光报》、《星报》上发表过。当时还与马国亮、叶浅予、丁烟桥等一起去采访过斯诺（施乐），马国亮写了访问记，我画了斯诺的速写头像，后来都发表在《大地画报》上。

　　在这期间，胡考从解放区来香港，带来了许多素描和速写作品，画的是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形象，他还谈了一些解放区的情况，使我感到很新鲜，同时对解放区也十分向往。

　　1940年，原想到曲江找郁风同志联系到西北漫画宣传队去，后因在途中失窃。到曲江后又找不到郁风，只好滞留在曲江。并经友人介绍参加广东省教育厅社会教育工作团，任艺术指导员。不久该团解散，去第七军区编纂委员会工作。

　　黎明曙光

　　1941年春，到香港筹备个人画展。12月，准备就绪，不幸在画展开幕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将全部作品付之一炬。后逃难到东莞乡下，两渡河圩。在此期间，曾于阴历除夕访问了东江纵队的一个短枪队，与抗日游击队员们一起联欢，看了他们发的宣传品，我对他们确实怀有一种尊敬的感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942年春夏之交，又只身去曲江，和作家张吻冰、记者潘中时一起到湘北浏阳、平江、湘阴、益阳、常德等地进行采访，我画战地写生。两个多月画了六、七十幅作品，后来回到长沙开过一个“战地写生画展”。当时，李桦还为次在报纸上发表过评论文章。接着，又去粤北等地写生，并去曲江开个人战地写生画展。

　　记得在一九四四年，在广西桂林举办过一个“盟国新闻图片展览会”，我在抗战期间画的一些作品被美国新闻处拿去，参加了这次展览。而我于这年冬天逃难至贵阳。

　　1945年8月，到上海筹备个人画展。

　　1946年初，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个人战地写生画展。在这以后，由于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准备大打内战的不满，也由于长期以来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对解放区的向往，同时加上家庭生活中出现的裂痕，经刘汝醴等人介绍，我毅然从上海出发进入了苏北解放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到了苏北淮阴，我被任命为华中建设大学教授（后与山东大学合并为华东大学）。那时，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学校也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多数时间是在行军、转移之中度过。不可能进行正规的教学。教师和学员根据需要，担负了战地宣传，教育俘虏等工作。其间，我除了画一些宣传画之外，还画了一些速写。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斗争很艰苦，但自己的思想更坚定了，参加党组织的愿望更加迫切，在我提出申请后不久，终于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1947年9月12日，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与一部分同志从胶东转到大连，在我党设在大连的一个文化宣传组织“大连关东公署社会教育工作团”里工作。1948年，我返回山东，画了一些解放区军民生活的速写，创作了组画《蒋介石是中国人的公敌》，与江有生、涂克、陈叔亮、沈柔坚、黎鲁、胡考等共同办了画展，先后在农村和解放后的济南展出。

　　时代转折

　　1949年5月，我与大军一同南下，到了上海，开始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美术室工作；9月，调《华东画报》社任记者、制片室负责人；1951年7月，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革命博物馆筹备会主任。建国初期，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为题材，画了连环画《圈套》、《白衣战士李兰丁》、肖像画《爆破英雄王光明》等一批作品，其中有的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美展。

　　从1952年到1953年，则多以抗美援朝为主题，创作了宣传画《抗美援朝，救邻自救》、油画《我们为正义而战》、漫画《证据确凿，不容抵赖》等作品。为了迅速及时地反映朝鲜战场的情况，我们经常在《光明日报》社等候来自前方的电讯，并根据电讯内容画了一些时事漫画，发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一搞就是大半夜。

　　1953年，对于我是个重大转折。11月，我被调往杭州，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从此，转向美术教学为主的学校工作中去。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搞好教学，另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以适应教学的需要。1954年，我出访保加利亚，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看了一些著名的展览馆、美术馆、画廊，开了眼界；也与一些画家进行了艺术交流。此间，画了大量油画、水墨画写生，曾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展出过。1956年，苏联著名画家马克西莫夫举办油画训练班，我们有机会与之交流并一起作画。通过这些活动，自己的业务水平有了提高。

　　办学主张

　　从1956年到1962年，也可以说是自己美术创作比较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考虑入手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油画。直到1964年，通过实践和参加几次文化节举办的美术院校题材工作会议，我对美术院校的教学、创作、学术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我主张教学应由懂得业务的美术专门家并有党委成员参加的“院务委员会”领导。教学上要有统一的大纲、计划、教材；明确学校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专业分科、课程设置；实行正规的考试、考查、升级、留级、退学、招生制度；国画系要将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篆刻分科；油画系可设工作室等等。总之，要把学生培养成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和美术专门家。

　　为了办好学校，特别需要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团结党外人士、非党群众和民主人士，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教学和进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主张实行评定教授、副教授等专业支撑并形成制度化。

　　在学术问题上，主张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讨论，贯彻“双百”方针，不靠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更不能随意把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要允许独立思考，要有创作自由、批评自由以及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在美术创作方面，提倡题材、表现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创作者要有革命的修养、生活的修养、艺术的修养，并在创作实践中把三者统一起来。

　　对祖国文化艺术的传统遗产，和外国的东西要学习，要继承，并且在学习和继承中进行科学的批判和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虚无主义和全盘照搬都是错误的。

　　总之，在这一段时期，学校的教学工作、美术创作、学术研究，基本上执行了党的办校方针和教育方针，并不断总结经验，学校工作不断有新发展，逐步地走上正规。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正确的，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油画，固然是从西方传入的，我们要虚心学习，吸取其精华。但我们不能单纯的模仿，跟着人家跑，而是要探索创造，画出中国式的“油画”。当然，所谓“中国式油画”，并不是单纯模仿中国画的某些笔墨激发和表现形式，诸如单线平涂、泼墨飞白、工笔重彩、散点透视这样的形式和方法，而是画出具有中国民族的气质、民族的情感，中国气派的油画，特别讲究意境的深刻，气韵之生动，内涵的美。

　　这一时期，我创作了油画《水电站发电了》（曾参加1959年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南昌起义》（现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周总理来到新安江水电站》（与林以友合作，参加华东美展和浙江省美展）等。由于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比较繁忙，未能创作出更多作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底到1976年十余年中，不仅自己的政治生命受到摧残，而且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受到摧残，中断了自己的艺术实践过程和对创作具有中国特色油画的探索，这是使我十分痛心和遗憾的。

　　1977年以后，虽然自己在政治上平了反，恢复了职务，担负了带研究生和众多的社会工作，但是，由于长时间内业务被荒废，同时也由于年龄的增长，精力衰退，不能创作更多的作品，我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后来人，期望中国美术事业的更大发展和振兴。

　　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