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有时兴致来时喜欢在上面画点小东小西，就想让这些图画成为文字的点缀，让这些文字变成画的伙伴。

　　其实画画本来是我小时的“勾当”，那时我的父母只看中读书，画画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比如母亲叫我晨读，我就会趁她到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在纸上乱涂乱抹，她一回来我会迅速复原读书的现场，并且大声朗读，让她看不出破绽。课堂上我亦如此，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我也有被他们逮着的时候，“作品”撕碎了不算，还要在威胁中立下“好好读书，不再画画”的字据。也不知为什么“错误”常犯，就是屡教不改，时间长了，父母无措，老师无奈，“错误”渐成习惯。不过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有一天班主任来找，叫我画一幅黑板报刊头，要求画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火炬下面要画摊开的一部书，书的边上要画一英雄牌墨水瓶，瓶口上还要插一只长杆笔的红色主题画。这是特定时代限定的主题，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放学归来，我就开始“创作”，父母也不干涉，还伴在我身边，不时削个笔，递个橡皮。最为得意的是当这幅“作品”贴在黑板对面墙壁上的时候，真的来了不少的老师和同学驻足观看，一下子我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感觉，小小的虚荣心着实让我胡思乱想了好多天。从此父母、老师对我画画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好景不长，等到了初中，在“学好数理化，走到天边都不怕”的那个年代，画画由半公开又转入地下。那时我最喜欢临摹连环画，我曾花一月之久临了一本《西游记·三借芭蕉扇》，可惜被同学借走，传来传去，早已不见了踪影。从此我有了画名，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出黑板报的任务我全兜下，我还享有指派同学做助手的“特权”，为此我还当上了“干部”，只是职务名称有点特别，叫“墙报委员”，我估计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获得过如此称谓的“职务”，不过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是很有脸面，只是别人问起此事，须多费些口舌罢了。

　　转眼读师范，应该是我画画最过瘾的时候。那时有专门的老师，有画室，有画具，课开得也多，什么素描，水粉，设计，书法，这些基础课拿到现在的大学来比也不过如此。可惜得很，我就是没学好。我记忆最深的那时老是画素描，三面五调，一会儿整体一会儿局部，强调块面，强调深入，什么宁方勿圆，宁拙勿巧……倒是很少的写生课最为有趣，背个画夹，拎个包包，老师也不跟着，这样我们四处地游荡着：可以看看田野，可以听听水声，可以摘束野花，可以摸鱼逮虾，也可以匍匐在铁轨上听火车开来的声音……至于作业可以回来对着范画临好，贴在教室里，那样我们会早早地呆在自己的座位上，偷偷地瞄着上课的女生能走到自己的“大作”前留连……快乐莫过如此。

　　不过回到家乡教书就不是这种感觉了。当年农村教师缺编严重，学校说我们又是正规学校出来的，不管你学啥，都要服从学校安排，叫你教啥就教啥，从此我成了一名语文老师。后来啊，恋爱结婚生子，慢慢地把画画丢了……直到2005年暑假，自费参加了西泠印社举办的“三大展”首届培训班，当年大家名师齐聚孤山，为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唤起了我对画画的那份兴趣。

　　最近，不知是年龄的原因，还是对传统绘画有了点感觉，抑或是弥补读师范时未学国画的遗憾，总之，我爱上了水墨，而且喜欢在日记本上涂抹。日记本不大，又不是宣纸，但我喜欢一张纸，一支笔，一点墨，一杯水的状态。一月二月的日记里画的全是花鸟，并画吉语印章相衬。三月以来，画山水小品，取法石涛，虽不能达“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倒也自娱自乐，心手双畅。就像我年前所说的那样，“重拾过去的画笔，让自己的思绪多一份表达，让自己的内心多一点温情。”何乐而不为呢？